一個曾在民國生活了十一個月的人，六十七年之後，又一次踏入了民國的土地。
1949年1月8日，我在武漢出生，同一天，內戰中日顯頹勢的蔣介石令行政院長孫科、總統府資政張群等，致函美蘇英法，呼籲國際調停，並向中共表達了和談意願。未果。數日後，老蔣黯然下野。
1949年二月，我剛滿月，時任軍醫署第二休養總隊負責人兼醫務主任的父親，奉命由武漢護送一批內戰中的國軍傷病員西撤，歷時數月，攜妻將子，輾轉數千里，在重慶安頓下來。1938年，武漢保衛戰結束之後，父親也走過同一條漫漫長途——那時，他是把一批受傷的抗日將士轉移到大後方。
1949年11月共產黨軍隊兵臨重慶。
遠方的炮聲已經隱約可聞，十一月底，老蔣棄城飛往台灣，父親的一些同僚與上司也紛紛赴台或去向他國。
父親留了下來，為了手下那些傷病員，也為了不滿一歲的我和遠方故鄉的老祖父。劉鄧大軍進城後，父親移交了他管轄的藥品器材傷病員，謝絕挽留，乘舟東下，終於結束了十多年來的救治中國軍人的顛沛流離生活。
以後的日子，當然是他不曾料想的。
這些年來，我走過許多國家，卻從未去過台灣。
後來我發現，這大約是一種近鄉情怯吧？
這次，收到了台灣龍應台文化基金會的赴台邀請，去做一段時間的訪問學者。我知道，該啟程了。去到那個似乎與我有千絲萬縷聯繫的地方。
那是我漂移的故鄉，那裡有我失散多年的前輩和兄弟姐妹。
下面這些圖文，便是我此行中的的隨拍隨感，或許它們只是一些浮光掠影、雪泥鴻爪，但願朋友們能夠讀出一些微言小義來。
抵台的當晚，兩位台灣青年志願者小劉和小葉，便周全細緻的協助我安排盡可能豐富的的行程。往後的十多天，我從他們身上，看到了今天台灣的年輕一代——謙和、敬業、溫厚、嚴謹、勤思而好學。
兩天後，聖誕夜。一批舊雨新朋在香格里拉酒店相聚。這是從頂層餐廳看臺北的夜色。
應邀參加一個學者聚談會，地點在紫藤廬，這是著名哲學家、哈耶克的親傳弟子周德偉教授之舊居，當年，周先生為臺灣引進自由主義思想與制度，曾與許多重要學者——殷海光、張佛泉、徐道鄰、夏道平等，在這裡交流砥礪。
周德偉先生去世之後，他的兒子周渝先生又將這裡辦成一個文化藝術的會所。1979年「美麗島事件」時期，這裡也是政治異議者和前衛藝術家的聚集地。
那天出席活動的有紫藤廬主周渝先生，他談了「從父親周德偉談上世紀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這個話題。其他著名學者有唐光華先生談臺灣體制外教育。錢永祥先生談臺灣思想政治狀態。朱雲漢先生談台海關係。夏鑄九先生談紫藤廬的意義等等話題。
中央研究院著名政治哲學研究員錢永祥先生，與我同庚，1949年，繈褓中的他，隨父親來到台灣。
台灣學者，大多儒雅、謙和、質樸、執著又內斂。或許是不再有那種與外部的緊張感，也無太多的利益追求，很少大陸這邊常見的戾氣、霸氣和痞氣。那天因為要談的話題甚多，過了規定時間，有兩位提前告辭，一位要回去遛狗，一位定於在這晚陪母親吃飯。
現在的紫藤廬盧主周渝先生，贈我其父的傳記性文集《落筆驚風雨》，我送他剛在台灣出版的長篇《迷冬》，未曾想，一次普通的文友應和，竟生出濃濃的情義來了。在其後的十多天中，兩人又有五六次的聚集交談，光飯就請來請去吃了五餐。全都是在那種只有他們才知道的風味小館子，坐大堂一角，細語交談。台灣這邊極少有包間。
第二天，為了追尋我父親那一段消失的歷史，我又在紫藤廬拜會了青年學者、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史學系研究部博士生楊善堯先生，向他討教抗戰時中國軍醫的一些問題。受贈他的專著《抗戰時期的中國軍醫》。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關於我父親職業的一部書。為這樣一種高尚的職業，父親付出了全部青春歲月。並給他1949之後很長的一段生活帶來磨難與屈辱。
蔣中正，一個現代史上極具爭議的人物。在他離世四十多年之後的海峽兩岸，對他依然存有各種評價。好在這些爭議不再是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了。
路過總統府，看到路邊出現了這樣的景象。
我竟有一種欣慰感。這些顯然是統派或紅派的活動。這裡的政權容許這類活動，包括台灣共產黨的活動。路過的市民也以平常心待之。甚至不需要員警，特警，保安來維持秩序——主辦這一類活動，是安全又寂寞的。
順便說一下，除了紀念堂等一些場所的儀仗隊，在台灣半個月裡，似乎從未見過軍、警、憲、特人員，城管、稽查、稅務一類制服人員也沒見到過。沒有交警，交通秩序也算井然，有許多提醒機動車的標牌，內如大多是提示「行人優先」一類。
去立法院看他們開會，剛好遇上頭天是台灣實行憲政六十九週年紀念日。這一天是全國法定假日。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民國政府在風雨飄搖之中行憲，有點像滿清末年方寸大亂之時想起立憲一樣？ 不過，今天看來，也算是亡羊補牢了。
台灣有一類人，是一直存在的。那就是一批有識見有風骨有情懷的獨立知識分子。他們一直維繫並延續著一種寶貴的士人精神，承接傳統，吸納世界，不畏權貴，不媚大眾，營建著一種寶貴的精神價值，讓它們成為中華民族前進的燈塔。
胡適先生在那一大批民國知識分子中，是我最心儀的一位。
為了更多一點解父親的一段歷史，去台灣國防醫學院、中央研究院，向中國近代軍史及軍醫史專家葉永文教授，郭世清老師、張力研究員、遊鑑明研究員討教。結束後去了胡適紀念館和胡適公園——先生離世後，長眠在那裡。
林語堂和錢穆的故居，包括後來遊覽過的齊東詩社，都是年久失修、人去樓空了，後來有關機構幾乎要推倒另做它用。時任臺北市文化局長的龍應台女士極盡努力，終於將它們保護下來。
說說兩個墓園的故事
一個是「六張犁」公墓。
日本學者橫地剛在《南天之虹——把『二·二八』事件刻在版畫上的人》一書中有這樣一段話：「在臺北市的東南偏東方向有一個叫做六張犁的丘陵。在這裏可以眺望到臺北市的街容。這裏長眠著201名20世紀50年代白色恐怖的犧牲者。大多數墓碑都已被土掩埋，上面長著竹叢。據說已經有將近四十年的歲月沒有人走近這裏了。」
墓園門口，豎著一塊水泥碑，上面寫著「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紀念公園」。穿過公墓牌坊，右側有一塊很大的黑色大理石照壁，頂上橫書「人民忠魂」4個金色大字，兩邊分別鐫有「民主統一走向富強壯志未酬」、「愛國愛鄉改造社會死而後已」，中間刻著一朵碩大的向日葵花。照壁的左側旁邊是臺北市政府2002年立的一塊漢白玉碑，碑文是：
「1950年代在臺灣歷史上留下一道鮮明的傷痕。在這個史稱『白色恐怖時期』的五年間，遷臺不久的國民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理由，對共產黨員及其同情者進行全面檢肅。在當時國際冷戰與國共內戰的大環境下，人性受到扭曲，程序正義不受重視，以致社會上風聲鶴唳、人人自危，特別是不少理想色彩濃厚的年輕知識份子，在『肅清匪諜』的行動中，未經正當審判程序或未有充分證據，即被處決，造成許多家庭暗夜飲泣，整個社會噤若寒蟬。往後近四十年間，臺灣經濟快速成長，教育全面普及，自由民主的思潮成為社會主流，這段埋冤九泉的歷史記憶逐漸破土而出。為了撫平受難者家屬傷痛及平反這段歷史，中央政府在民國八十七年制定了《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也成立了基金會推動相關工作。而臺北市政府乃配合將當初埋葬受難者遺骸的這塊墓區重建為紀念公園，自民國八十五年開始規劃並匯整受難者家屬意見後，八十八年編制預算，九十一年興建完成。我們希望透過對這些逝去靈魂的悼念，使家屬長達半個世紀的傷痛，得以紓解。我們更希望：在這塊我們深愛的土地上，人性不再扭曲，恐怖不再肆虐，自由得到尊重，人權永獲保障。」
戒嚴時期，執掌台灣大權的兩蔣，也有著自己的墓園。由於小蔣的解嚴，民主化之後的社會，得以讓這兩個充滿張力的墓園在台灣同時並存。
走下神壇的蔣氏父子。
這些偉人塑像我們非常熟悉。蘇俄一母所生的國共兩兄弟，有很多的相似之處。
台灣民主化之後，對兩蔣有過激烈的撥亂反正——特別是對在個人崇拜上走得更遠的老蔣。許多老蔣銅像被拆除銷毀，其中一小部分被民間出資保護起來，讓它成為一段歷史。那種你死我活直至掘墓毀屍的對抗結束了。台灣的社會轉型，以最小的代價，換得了最大的成果，是亞洲維權社會與專制國家一本教科書。這一點，即值得大陸借鑒，也值得台灣珍惜。
這是高雄市一座巨型老蔣銅像，已經大卸八塊準備回爐，被桃園大溪兩蔣文化園努力尋回，但已經不可完整恢復。這樣的復原，也是一種象徵。他不再是神聖，但是是一段歷史。這種殘缺，恰恰將老蔣還原成一個人。
我下榻的旅館，在鬧市區黃金地段信義路。繁華的大街背後，就是普通百姓最日常的生活。很像大陸小縣城的街市是吧？常常有攤點擺放到路上。民眾的安居樂業心平氣和，才是社會穩定的基石。
說說兩個監獄的故事
一個是令台灣思想政治界與異議分子刻骨銘心的景美「警備總部」軍法處暨看守所。我們熟悉的李敖，柏楊，陳映真等一大批人，都在這裡待過。
這裡審理過著名的雷震案、江南案和美麗島案。陳水扁、謝長廷、蘇貞昌等人就是在這裏，作為施明德、林義雄、黃信介、呂秀蓮、陳菊等人的辯護律師出庭。
北京浩東律師曾寫道：1979年6月2日，《美麗島》雜誌社在臺北成立，由黃信介任發行人，許信良任社長，施明德任總經理，姚嘉文、林義雄任發行管理人，張俊宏任總編輯，其成員幾乎涵蓋所有本土精英……1979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美麗島》雜誌在申請未獲得臺灣當局許可的情況下，仍組織遊行活動，被臺灣警方鎮壓，雙方發生嚴重衝突。事後，臺灣當局大規模收捕事件參與者，黃信介、施明德、張俊宏等共152名黨外人士被抓捕。1980年2月20日，警總軍法處以叛亂罪將黃信介、施明德、張俊宏、姚嘉文、林義雄、陳菊、呂秀蓮等人起訴。臺灣當局迫於國際社會的壓力，公開審判該案，開放島內外人士旁聽，並同意被告委託律師辯護。被告方開始聘請辯護律師，最後組成了一個15人的律師團，進行辯護，開始了著名的美麗島大審。
關於此事，余少鐳先生也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以「叛亂罪」（或曰「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民主人士，幾乎是所有獨裁政權的慣用伎倆。但通過「軍事法庭」來審判持不同政見的平民，則是國民黨威權統治的獨門秘笈。它最惡劣之處，便在於過程不受法律約束，受難者往往被超期羈押，而且大多是秘密審理，記者想拍個電視畫面都不成。
所幸的是，八年之後，蔣經國宣佈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執政者與反對派雙方的政治智慧與大局意識，讓台灣平穩地走向一條新路。
當年被誤判並關押了12年的陳欽生先生向我們講述那些個恐怖的歲月。他站在這間重刑犯監號門前，拉動那根粗鐵栓，發出刺耳的聲音。他說，當年在夜深時，聽到這種聲音，心裡便會抽搐，接著就傳來鐵鐐在地上摩擦的嘩嘩聲。大家知道，又有人要拉出去槍斃了。
離臺北兩百公里，還有另一座監獄。是今天依然在運行的監獄。
我是從台灣作家楊渡先生的文章中知道它的。
楊渡兄在文章中說：我剛接任文化總會秘書長，便建議會長馬英九，與其坐困愁城，不如宣佈由「文建會」撥預算，請文化團體進行藝術下鄉活動，進入偏鄉學校、弱勢群體、監獄工廠，讓人文藝術與民間分享，讓平時無緣藝術的社會底層，有機會分享到藝術的美好。 就這樣，優人神鼓申請到計畫經費，到了彰化，去彰化監獄進行藝術下鄉活動。公益團體進入監獄教藝術，例如陶藝、繪畫、音樂是有過的，但表演藝術團體進入監獄，這是第一次。 沒有人知道，他們會撞擊出什麼樣的火花。 三年後，彰化監獄邀請我去參觀鼓舞打擊樂團的表演，那是優人努力的成果。我曾寫過一篇文章《如果監獄，變成藝術學校》，對此讚歎不已。
監獄最高長官——典獄長洪先生給我們介紹學員們的生活，工作，學習，心理，藝術培育及刑滿就業等各類情況。這裡生產的花燈，工藝品，蕎麥掛麵……產值已經相當高了，一些服刑人員甚至成為養家糊口的主力。
這裡有一個以彈撥樂器為主的樂團。名叫「工尺譜樂團」，他們使用的樂譜，就是古老的工尺譜。這是如今大陸連專業人士都沒幾個認識的記譜方式。我想只有這種特殊地方，才能讓這些完全沒有音樂基礎的人們，靜心學懂這樣的樂譜。
網文有說：優人神鼓是臺灣一個表演藝術團體，前身為優劇場，1988年由創辦人劉若瑀於木柵老泉山創立；1993年黃志群加入擔任擊鼓指導，成為優人神鼓。優人神鼓以「先學靜坐，再教擊鼓」為原則，揉合果托夫斯基（en:Jerzy Grotowski）身體訓練、東方傳統武術、擊鼓、太極導引、民間戲曲、技藝、宗教科儀、靜坐等元素，創立了一套獨特的表演形式「當代肢體訓練法」。
沒有在現場聽過的人，極難感受到那種撼人心魄的魅力。不可想像的是，這些曾是人性喪失，意志萎靡，文化缺失的年輕人，會奏出這樣恢弘激越抑揚頓挫的鼓曲。他們幾乎都與音樂無緣，我問洪先生，他們服刑之前，受過音樂教育嗎？洪先生說，要是他們受過音樂教育，就不會犯罪了。
一首五六分鐘的鼓曲，各種不同音色音高的大鼓小鼓，一場下來，數以萬計的鼓點，輕重緩急一拍不差完成演奏，是一件神諭之事。他們的教誨師說，確實很難，打鼓之前，要練打坐，修養心性，再練打拳，訓練肌力，再才開始練鼓，一日數小時，一曲數百遍，真是一次脫胎換骨重塑心性的過程。
優人神鼓藝術的創始人劉若瑀、黃志群夫婦，親自入監給這些年輕人做藝術培訓。他們付出了怎樣的努力，這也是我們不可想像的。我把我上面的那些想法，給這些特殊鼓手們說了。我向他們致敬，就像向那些優秀的藝術家致敬一樣。
這些精壯強幹的鼓手，常常會外出參加演出。那些製作花燈的學員，常常使用鋼筋鐵條及各種工具。我很自然地想到，他們會不會逃跑？會不會利用那些「武器」作出不當之事？我委婉地問典獄長，如果有這一類事情發生，會不會對他們作出刑訊動作？洪先生說不會，哪怕他們對監管人員動手，也不能還手的。又笑笑說，現在新聞界對這一塊監督很緊，有一點事情，就會沸沸揚揚讓獄方下不了臺。
另外想提一下，大家會發現，所有這些演出者，面部都做了處理，這是獄方的要求。他們說，為了保護這些服刑者的隱私權。
離台前夕的禮物
接受中廣電台採訪，話題是我在台灣出版的新書《迷冬》。就在錄製要開始的時候，主持人胡忠信先生的手機收到了一條消息——台版《迷冬》獲得2016年《亞洲週刊》十大小說獎，排名第一。這是2016年給我的最後一份禮物。
南方家園出版社請我給一批《迷冬》簽名。我希望有更多的台灣讀者，特別是青年讀者能過讀到這本書，就像我在此書的序言的題目《記住，並永遠不再踏入那一片瘋狂之海》。
蜚聲華語文學界的學者型作家龍應台女士。辭去文化部長一職之後，又回復自由自在的平民身，終於可以用更多的時間探望照顧遠在屏東的九十老母親了。除外，寫作，講學，民間文化公益活動，成為她的日常生活。於我來說，她更像是失散在台灣的一個小妹。1949的大江大海之中，載著她的那條小船在波濤中隨風而去了。
我太太是鐵桿的龍粉，在誠品書店，太太將所有龍應台的書都買了，行李箱幾乎超重。
吃完飯，從小店出來，散步回家。台灣的許多朋友，似乎都沒有私家車，或不常開私家車。大家都步行，或乘公交，捷運（地鐵）。很接地氣的。（笑）
周渝先生是我們在台期間往來最多的，如同街坊鄰裡或少年密友，一日不見如隔三秋的那種，一有空，便相聚。太太喜歡他的字，他便興致勃勃地給寫了好幾幅。
離開台灣的當天，周渝兄硬是在我們去機場前，插空請我們吃了一頓大名鼎鼎的鼎泰豐。這家臺北生意最好的館子，離我們的旅館一箭之遙，但每天看著人山人海地排著大隊，不得不一次次壓下貪吃的念頭。為一了我們的心願，周渝兄提前排隊，等我們收拾完行裝，直接去享口福。
離開台灣的前幾天，乘高鐵去桃園，看望多年老友、現在中央大學任教的王力堅教授。在出站口接上我們，他就徑自將我們帶往海邊。
大海對岸就是一衣帶水的大陸。我看見海邊許多的碉堡。那都是五十年代建的。當年，一邊要反攻大陸，一邊要解放台灣。那場血戰終於沒有到來。半個世紀前的碉堡，已經變得像礁石一樣滄桑，那射擊孔中終於沒有噴出仇殺的火舌。
是的，這樣絢麗的晚霞……
這樣寧靜的萬古江河……
這樣璀璨的燈火……
這樣碧玉般的溫潤透明的夜空……
我們不需要對抗與戰爭。
再見，台灣。我漂移的故鄉。
再見，台灣。一樣的面孔，一樣的語言，讓我們相愛。
＊作者為中國知名作家，他以文革為背景的長篇小說《迷冬》（南方家園）在台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