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6日下午，許多人在朋友圈曬「霧霾來襲」的現場照片，黑壓壓的一坨坨暗黑色濃雲，直逼藍色天際，令人不寒而慄。朋友圈仍然是各種調侃，比如霧霾辦好了進京證之類。過去幾年，由於個體對霾的無奈與無力，調侃和苦中作樂成為一種流行且安全的態度。可是，這種嬉皮笑臉對真正的問題並不能有所幫助。我今天主要就說說態度，不談其他了。
不斷有氣象學家提醒，霧是霧，霾是霾，霧是天象，霾是人造。從文字表述的準確要求出發，我倒是鄭重建議媒體以及公眾，在提及「霾」的時候，不要「霧」、「霾」連用，首先在概念層面嚴格分開，讓我們真正面對人造的「霾」的概念，為討論奠定一個嚴肅的基調。
我也不贊成那種壞事變好事的邏輯，比如《某球時報》曾經的通欄大標題是〈北京『紅色預警』引世界熱議〉。我們都知道，村裡某個房子快塌了，鄰居們議論紛紛也是正常的，你總不能到村廣播站在大喇叭裡喊：「我家房子快塌了引發村民熱議」，這個真心不合適。這種壞事變好事，就是嬉皮笑臉的一種。
回顧霾的歷史，我記得是2008年的7月，一個ID為BeijingAir的twitter帳戶，首先開始公佈pm2.5的資料，並對資料有簡短結論，通常都是unhealthy、very unhealthy，或者bad，直到有一天用了一個很不常見的crazy bad，才在中文推特圈瘋傳起來。那時候上推的人不多，這個帳戶的關注者就更少了。
我在2010年前後的專欄文章裡，提及霾和pm2.5的時候，都不太敢引用這個帳戶的資料和結論，如今這個帳戶也不過十萬多的關注者。我總在想，假如當初，2008年的時候，這個帳戶公佈的數值可以被早日重視，或者說可以被大多數市民知曉，今天我們面臨的情況是不是會好一些？歷史不能假設，但現實的確是更糟了。
後來就是奧運期間的口罩事件。美國奧運代表團自行車隊幾個運動員，一下飛機就戴著口罩。那個口罩是美國自行車隊為隊員特製的，他們就是依照大使館提供的建議才這樣做。後來，被中國一些媒體和機構大加撻伐，甚至還上升到「辱華」到高度，逼得他們摘下口罩道歉才了事。
回頭看，當初指責美國運動員、指責大使館空氣品質指數的那些媒體，那些人，究竟是真正不知道情況之嚴重，還是知道而故意為之？我其實傾向於後一種判斷。2008年的空氣品質本來就不怎麼好，停工停產，單雙號限行，才換來了「奧運藍」。如果空氣真的沒有問題，我們又何必停工停產呢？最後精神勝利地說「美國人被奧運藍征服摘下口罩」，不過是自欺罷了。逼美國運動員摘下口罩，無非是停工停產的「功勞」要被人確認和承情而已。
美國早就引入了pm2.5評測空氣的標準，並由大使館發佈，主要是給在華的美國人作為空氣品質的參考。而只有少數中國人知道這個資料，直至2013年2月，pm2.5標準才正式被中國引入，並被以中文命名為「細顆粒物」。在對霾的認知上，我們已經損失了非常寶貴的五年時間。得到這個教訓就是，要聽得進去批評，要承認西方國家在這方面的確比我們起步早，比我們有經驗。
2013年10月，世衛組織下屬的國際癌症研究機構確認，細顆粒物是引發癌症的普遍及主要的環境致癌物。從「霾城」到「癌城」，時間一天一天過去，而人們坐以待斃般束手無策。週五的重霾，一路往北攻城掠地，眼睜睜看著亦莊淪陷、國貿淪陷，望京淪陷，如果還在轉發什麼「空中有霾，心中無霾」這類於丹式雞湯，那也基本是自欺了。
賈樟柯說拍一個環保廣告，扛著攝像機進了胡同，不知道從哪裡竄出幾個大爺大媽高聲嚷嚷：他們要拍咱們的霧霾！趕緊把攝像機扣下來！這不是笑話，是真事。大爺大媽們不知道霾是致命的嗎？我想他們知道，但他們更知道比霾還可怕的那種無形東西。
賈樟柯後來說受不了霾，要搬離北京。網上群起而攻之，說你牛逼你滾出中國吧。我想起來一個老段子，幾隻鴨子在烤鴨店後廚爭得面紅耳赤，到底是燜爐好還是掛爐好。
其實，我想說的是，面對有害且致病、致命的霾，能不能對自己的生命更負責一些？這種負責要向外尋求，而不是向內化解。柴靜老師的紀錄片出來之後，我表示了反對意見。最重要的原因是，霾是公共治理問題，我們個體靠自己的力量是解決不了的。不是個人少開車、不吃燒烤能解決的，歸根到底，這完全就不是「從我做起」的事。「從我做起」，只能消解這個話題背後的公共治理責任，於事無補，甚至會轉移視線。
我們都看到了，北京市在《北京市氣象災害防治條例（草案二稿）》裡試圖把霾列為「氣象災害」，也就是說，這並非人禍。這其實是一種不誠實，這種不誠實與奧運那年的不誠實是一以貫之的。一味掩蓋霾的性質而不下決心從根部治理，做一些皮毛功夫，無助於問題解決。但是同時我們又看到，「APEC藍」是可以實現的，也就是說，也許真的有辦法，但是不是願意用？這是公共治理責任問題，就不好展開說了。
從個人的角度，我只能鄭重建議大家，不要再相信、轉發那些「心中無霾」的雞湯，也不要繼續用調侃、苦中作樂的方式坐以待斃。我們的嬉皮笑臉，只能消解這個問題的嚴肅性，消解我們對於生命本身的尊重與愛護。我們不該這樣坐以待斃。就像賈樟柯說的那樣：每個人都應該是高貴的。
王朔有個段子，問一個人為什麼願意買上千萬的房子，住在這樣擁堵不堪的城市，承受著致命的重霾，回答說是因為這裡醫療條件好。我常常想，假如在這裡多呆幾年，掙的錢夠不夠看病，真是個問題，能不能掛到專家號，也是個問題。
我希望每個人對自己和家庭都負責起來，買靠譜的防護口罩甚至面罩、靠譜的淨化器，堅決讓孩子呆在家裡，減少戶外活動，用一種相當嚴肅和認真的行為，儘量減少重霾對自己、對家人的傷害。在重霾來襲的時候，儘量遠離這個城市。沒辦法，這就是我們個體為公共治理不力所付出的額外的代價。
各安天命是不是雞湯，我不好說，但在力所能及的範圍裡，並不是沒有別的選項。有沒有付出一次性代價的解決方案？有幾個朋友問我說，是不是完全沒辦法了？我說，千言萬語，找一個字代替：移。
＊作者為專欄作家。本文首發於冰川思想庫（bingchuansxk）／外邦科技。更多好文請掃描《西洋參考》二維條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