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裡，我們教士兵射擊圓形目標。他們的表現很勇敢。但是我們發現我們的訓練有瑕疵。真正上戰場時，他們看不到圓形目標。他們無法把訓練轉化成現實。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們引進了許多不同的模擬器。第一件就是直立的人形目標。當目標出現在士兵眼前，他們練習射擊，而且是直覺式的射擊。當真正的人出現在他們面前，他們可以成功轉化模擬器的數據。
今天，我們使用更高階的模擬器。警方用的模擬器是大螢幕的電視，上面有人。警察用的槍就像你在任何電玩裡看到的槍一樣，只是遊樂場把保險關掉了……無論誰在做市場行銷，電玩工業都必須問問自己，怎麼可以一方面賣給軍方，一方面把同樣的東西賣給兒童，還說這是無害的。
賣給軍方的某些暴力電玩可能是教導士兵戰爭技巧的優秀教材。《決勝時刻：現代戰爭二》（Call of Duty: Modern Warfare 2）就是挪威殺人犯安德斯．布雷維克（Anders Breivik）的絕佳「訓練模擬器」。二○一一年，布雷維克炸了奧斯陸（Oslo）的政府建築，然後到烏托亞島（Utoya）的夏令營謀殺了六十九個人，多半都是年輕人。殺手承認他喜歡玩《決勝時刻》。英國《衛報》（Guardian）的電玩記者賽門．帕金（Simon Parkin）認為《決勝時刻》只是心理病態的工具，而不是起因。他寫道：「毫無疑問，破碎的人會吸取他們尋找的啟發，以餵養他們的瘋狂。」並且，沒有一個創造者可以確保他們的作品不會被誤用。其他人則認為他的言論無異火上加油。
一項研究測量社會排斥對自戀以及隨之產生的攻擊性的影響，發現如果一個人原本就很自戀，又被同儕排斥（或自認被同儕排斥），他們之後對別人會非常有攻擊性—類似大規模槍擊案的模式。維吉尼亞理工學院（Virginia Tech）槍擊案之後，記者大衛．凡德瑞爾（Von Drehle）很快指出，這種殺手的極度自我中心是「森林」，所有其他的元素—槍、電玩、歌詞、色情—「只是樹而已」。凡德瑞爾說：「只有自戀的人才會決定要用陌生人的血來凸顯他的疏離。」但是，自戀的人花越多的時間單獨與「樹」相處，就越會沉溺在自我中心的思考中，越會覺得自己的行為是有理由的。
一九八二年，美國衛生署長埃弗里特．庫普（C. Everett Koop）在匹茲堡大學（University of Pittsburgh）西方精神醫學院（Western Psychiatric Institute）演講，提出警告說電玩可能對年輕人的健康有害：「越來越多人開始瞭解電玩對心智與生理的不良影響⋯⋯電玩沒有建設性⋯⋯一切都是消除、殺戮、毀滅。」那是三十年前了。那時候，遊樂場最受歡迎的遊戲是《打氣人》（Dig Dug）和《小精靈小姐》（Ms.Pac-Man），玩家在迷宮中躲避鬼怪，把小球打下來就可以得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