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現代化過程中，城鄉差距由小漸大，反映在藝文層面更是明顯。包括戲曲在內的藝文資源百分之八十以上集中在台北市，其他都會（高雄、台南、台中）合起來，不及其十之一、二，遑論其他縣市。從一九九○年代開始，在文化部前身文建會推動下，民族藝術、文化資產與社區營造受到關照，台灣主體性文化建構逐漸形成。新上任的文化部長也在立法院的施政報告中，重申以「文化扎根」作為施政主軸，從歷史扎根，從教育扎根，從在地扎根。
然而，傳藝中心在芝山岩另起爐灶的作法，讓三十年來原已蔚為風氣的社區營造、在地主義、文化分權顯得空洞虛幻，甚至面臨崩解。猛然驚覺：原來城鄉問題還根深蒂固存在，許多人離不開台北，或嚮往來台北，最好的工作地點在台北，台北最好的地點在捷運可到達的地方。於是產生兩種循環：一種是台北市邁向國際藝術之都，獨領風騷、一支獨秀，從台北的觀點，這是良性循環；另一種是台北之外的縣市，藝術文化永遠處於弱勢，這是惡性循環。
文化部前部長於2014年4月24日率多位「國寶級」的藝師、學者視察台戲中心工程進度與未來遠景，贏來一片叫好聲。相對之下，2016年5月18日宜蘭縣長林聰賢帶著在地表演團體代表，向傳藝高層請求勿讓園區淪為商業遊樂區，高層敷衍兩句，「保證勿忘初衷，會繼續致力於傳統文化」，就四兩撥千斤唬弄過去了。文化部與傳藝中心高層對放棄宜蘭園區自有一套說詞，辯稱「宜蘭園區」與台戲中心的「北館」、左營豫劇園區的「南館」，鼎足而三，陣容整齊，這麼說，似乎傳藝中心浴火鳳凰，戲曲文化德澤廣被，中華文化復興了？藝文事務的中心與邊陲，就是這樣被制約的。
傳藝中心讓自己陷入定位混淆，台戲中心謀未定而先動，著實有行政盲點。然而，這些問題沒有太多人會在乎。大家多「正向」往前看，看到台北芝山岩出現了兩座現代化劇場，大都會藝文版圖愈加鈞天廣樂、盛世元音。在人文薈萃的台北，任何表演場館都是被期待的，都像一棵花叢，能招蜂引蝶，也吸引採蜜人和捕蝶人。不管劇場是哪個單位興建，歸文化部門也好，屬於教育部、農委會、客委會、原民會也好，能釋出表演場地，皆讓表演者額首稱慶，觀眾也開心。
台戲中心的大劇院、小劇院要塞滿節目並不困難，因為嗷嗷待哺的表演團體比比皆是。這僅就台北地區而言，其他縣市演藝廳開館之後就難以為繼，劇場只能送票，即便如此，仍經常門可羅雀，台北與其他縣市之間，天差地遠。
台戲中心如果要公開徵件，可以想見，琳瑯滿目的節目企劃，將如雪片般飛來。台戲中心的創立，讓公關企劃看到了商機。許多年輕熱情的藝術行政、企劃人才紛紛上場，資歷淺的為表演團體當公關、行政，人脈好的組織公司，全國遞案，為行政機關執行藝文業務，標案標習慣了，自有一套SOP。他們所擬定的內容有不少具有前瞻性與可行性，問題是這些構想多屬泛文化概念，放在哪個部門都講得通。台戲中心的營運也給表演藝術家演出機會，年輕藝文工作者多了一個選擇。另外，經常參與傳藝中心業務的學者專家會更忙碌，他們得繼續像勘輿師一樣，為「業主」看風水，提供意見，評審活動內容。
就表演藝術而言，台灣當代最具活力的不一定是揚名國際的舞團、劇團，一群打藝術零工的年輕創作者、表演者，往往讓人驚豔，他們有如中小企業的業務員，帶著滿腔熱情，尋求演出機會。一次官方大拜拜式的藝文活動經費，足夠讓這些小團演出一整年。
國立傳藝中心主管「傳統藝術」，卻任憑外界各自表述，陷入理解上的混亂，反映主事者的菁英思維與浪漫想像。台戲中心兩棟劇場出自名家手筆，其設計理念是從戲曲一桌二椅的意象出發，建築主體雄偉而有特色。傳藝中心高層曾對外陳述，劇場舞台與觀眾席的空間規劃，係建築師參考了康熙皇帝看戲時的距離，設定劇場舞台與第一排觀眾席之間為24公尺，比一般當代劇場要短，「讓觀眾與舞台更有親密感」。
這些劇場空間設計概念當作建築師的幽默無傷大雅，文化部、傳藝中心高層若把它做為賣點，就太可笑了。康熙皇帝看戲最舒適的寶座，難道不也是一般人最舒適的席位嗎？現代大劇場本來就不是為特定人士量身打造，建築師與傳藝中心高層想必也明瞭。倒是經此提醒，爾後坐第一排（或前排）正中座位的觀眾都可享受皇帝級的待遇了。
文化部、傳藝中心重視戲曲，應該瞭解其生態與內容，同樣是戲曲，不只是劇種各自不同，更重要的，演出場合與所屬階層也相差甚遠。現今還在「動」的傳統劇團，公營劇團是一類，有名角挑班的民間劇團是一類，廟前演「民戲」的是一類，品類繁多的業餘劇團也可算是一類。這些劇團或在劇場演出，或在廟會演出，或兩者兼顧，有的劇團由官方正式預算編列，有的拿政府補助，專演文化場，也有完全靠戲金慘澹經營，彼此之間貧富懸殊。
戲曲維護最根本的方法是像六十年以前一樣，讓它在社會的人文脈動中發展，與民眾生活保持密切關連。戲曲發達的年代，各縣市、鄉鎮，乃至偏遠地區都有戲院、劇團。除了京劇、豫劇，絕大部分的劇團都不需靠政府支持，所憑藉的是社會提供的充足養分，以及民眾出錢出力的參與，現在社會型態改變，戲曲失去成長的環境，無法像從前存活在民眾生活之中。國立傳藝中心設置，是退而求其次的具體作法。傳藝中心應在原生環境與既有的演出結構下，給弱勢戲曲團體更多實質的獎勵，邀他們上京至現代化劇場「會演」，固然有鼓勵作用，但不是唯一或最重要的選擇。
「善未易明，理未易察」是與朱熹同時的南宋哲學家，也是《東萊博議》作者呂祖謙的名言，1946年出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胡適，在開學典禮上也以這八個字贈送給北大學生。文化部多年來高喊在地全球化、文化平權，是正確的方向，但口號不足以自行，如何落實文化政策，避免再落入大台北情結，值得三思！
＊作者為台北藝術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