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八年底我剛完成本書的時候，有四股吹襲民主的妖風正呼嘯得愈發猛烈。反自由（主要是右翼仇外的）民粹主義不只在發源的匈牙利和波蘭等國境內日漸張狂，還蔓延到了更多國家，比如菲律賓和巴西之中。俄國也變得更加肆無忌憚、手法更嫻熟，操弄著他們所精通的數位假資訊、貪腐甚至軍事力量的黑手，威脅和破壞著許多國家的民主，而且不只前共產國家，歐洲和美國同樣也深受其害。中國不斷以狂熱的意識形態和精密的科技，壓迫境內的言論自由和公民多元性，網路審查也更加嚴厲。在此同時，美國卻遭受著現代史上最嚴重的政治兩極化，史無前例地選出了一名公然藐視民主規範與制度的總統。我希望十個月後的今天，我可以說一切已有好轉，然而並非如此。自由民主體制陷入了更深的危機。
二〇一九年，至少有五個國家脫離了民主世界的行列。這些國家都不是在軍歌威揚、戰車遊街，或是總統宣布暫停憲法的廣播之中淪陷的，而是因為人民選出來的總統，癱瘓或破壞了原本意在限制他們的憲法。
最突出的例子發生在菲律賓這個人口超過一億的世界第十三大國、美國長期的戰略同盟境內。強人杜特蒂按著獨裁的標準流程，扼殺了司法獨立、公民自由、新聞自由和反對派。而在玻利維亞，即便公投已禁止民粹總統埃沃．莫拉雷斯（Evo Morales）再次參選，他仍繼續追求四度連任，並在極具爭議的競爭中宣布當選。結果各地民眾爆發的抗爭和來自軍警的壓力，讓他不得不辭職流亡海外。瓜地馬拉的右翼總統停止了由聯合國支持成立的反貪腐委員會，同時法院也禁止呼聲最高的反貪腐候選人參選總統。兩個一度相當自由的西非民主國家也漸漸退步。塞內加爾的總統麥基．薩爾（Macky Sall）在兩個主要競爭者因刑事起訴被取消資格後，才贏得壓倒性連任。 冷戰後最早民主化的非洲國家貝南曾代表了開發中國家民主化的可能性，但總統帕特里斯．塔隆（Patrice Talon）在二〇一六年當選後，逐步箝制原本的公民及政治多樣性，最後成功禁止了反對黨參加二〇一九年的國會選舉。
即使在以憲政體制完善著稱的印度和波蘭，反自由民粹主義也不斷侵蝕著民主的規範和制度。然而，沒有了制衡原則，威權民粹主義就會孕育貪腐，為最終的選情變天埋下種子。現在，我們開始看見，民主如何在選舉中成功反擊。土耳其的獨裁新手艾爾多安之所以能藉著一次次選舉中把持大權，有部分是因為歷史悠久最大反對黨，世俗派的共和人民黨（Republican People’s Party）沒有發展出格局夠高的論述和前瞻性的戰略來挑戰他。這個自由派反對黨一味地攻擊艾爾多安個人，以及作為他票源的宗教保守派，結果陷入了民粹修辭的典型圈套，被批評為傲慢、背離「真實人民」的自由派菁英。 （相關報導： 陳國祥觀點：香港反送中大勝，為國民黨送終？ ｜ 更多文章 ）
不過，在二〇一九年的地方首長選舉中，共和人民黨改變了策略，訴求「激進的愛」（radical love）。反對黨改頭換面，不再妖魔化那些傳統、虔誠的艾爾多安支持者，而是宣示要擁抱他們（包括字面意義上的擁抱）。共和人民黨帶著謙卑和尊重，聆聽並回應這些人的訴求。這個新策略和艾爾多安逐步升級的壓迫形成對比，帶來了豐碩的選舉成果，還讓共和人民黨在伊斯坦堡與首都安卡拉這兩大城市贏得大捷。而當艾爾多安強迫得票不相上下的伊斯坦堡重新選舉，先前當選成為市長、充滿魅力的共和人民黨候選人埃克雷姆．伊瑪姆奧盧（Ekrem Imamoglu），便回了執政黨一記重重的耳光，以百分之九之差再度勝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