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台海飛彈危機後，政府著手開發「準中程彈道飛彈」，雖然計畫中止，但部分技術日後應用在實戰部署的「雄風二Ｅ」巡弋飛彈上，讓中華民國首度獲得「制壓作戰」武力。
日本《產經新聞》根據一份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我國安高層會議的議事紀錄，七日以頭版頭條報導九五年台海飛彈危機後，政府著手開發「準中程彈道飛彈」（ＭＲＢＭ）的往事。報導指出，雖然彈道飛彈的開發後來中止，但部分技術日後應用在實戰部署的「雄風二Ｅ」巡弋飛彈上，成我方對中國大陸嚇阻武力的基礎。身為「近距離旁觀者」，筆者想簡單回顧那段中華民國首度獲得「制壓作戰」武力的關鍵時刻，替歷史留下些許紀錄。
美對台建「制壓作戰」武力有疑慮
台海飛彈危機後，我國與美國同感中國大陸在彈道飛彈形成的巨大威脅，遂開始共同研討因應措施。過程中，雙方對美國應協助我國建置以「愛國者三型」為核心的飛彈防禦系統，很快達成共識；但美國對國軍的另一個構想，也就是建置以巡弋飛彈、甚至彈道飛彈為主力的制壓作戰能量，則始終不願鬆口。
國軍之所以主張籌建制壓作戰武力，是鑑於中共日後在彈道飛彈的數量與精確度都將快速成長，若僅依靠被動的飛彈防禦系統，不僅所需預算驚人，在面對從多個方向同時來襲、且每波數量都相當龐大的彈道飛彈攻擊時，防禦效果可能不若想像中高。更重要的是，隨著長程預警雷達與其他支援系統可能在共軍頭幾波攻擊中受損，飛彈防禦系統的效能也將隨之遞減。
我參謀本部主張，若國軍具備可執行制壓作戰的兵器，則共軍在戰時需放棄部分在我打擊範圍內的發射陣地，被迫從離台灣本島較遠的地區發射，不僅可增加我軍反應時間，也會減少共軍飛彈來襲的方向，提升我軍飛彈防禦系統的接戰效率。國軍也能藉攻擊共軍重要指揮管制節點、機場跑道與重要後勤設施等目標，達到降低共軍作戰效能、打亂作戰節奏的效果，使共軍難以速戰速決。
美國力阻扁政府發展巡弋飛彈
儘管具戰術利益，但美長期以來為充分掌控台海情勢，尤其要將兩岸情勢緊張時，被迫捲入軍事衝突的風險降到最低，一直不樂見我軍提升對大陸陸地發動攻擊的能力。美國因此對我軍打算自行研發制壓作戰兵器的決定，一開始就心存疑慮，不斷透過管道「勸誘」我方放棄，也想方設法掌握我研發進度。
當陳水扁總統在二○○三年底不顧美國勸阻，執意推動「公投綁大選」後，不僅導致小布希（George W. Bush）總統在白宮當著大陸總理溫家寶的面，公開表示「反對台灣領導人片面改變現狀」，更讓華府國安團隊中強烈反對我國取得制壓作戰兵器的人士「撿到槍」。因此，當中科院經過至少八年努力，終於在○五年於巡弋飛彈項目獲得突破後，美國就開始升高壓力。 （相關報導： 新新聞》用雄三讓老美嚇一跳，中科院「飛彈奇人」徐炎廷升副座 ｜ 更多文章 ）
首先是從原本的私下勸說，改為頻繁和公開的「喊話」。光是○五年到○七年六月就超過十次。出面「喊話」者，除了智庫學者如前美國在台協會（ＡＩＴ）理事主席卜睿哲（Richard Bush）、甫卸任副助理國務卿的薛瑞福（Randall G. Schriver，現擔任川普政府國防部助理部長）、甫卸任國安會亞洲事務資深主任葛林（Michael Green）和前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法倫（William Fallon）等人外，也包括在職國安官員，如ＡＩＴ台北辦事處處長楊甦棣（Stephen Young）、國安會亞洲事務資深主任韋德寧（Dennis Wilder）、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季亭（Timothy Keating），以及副國務卿尼格羅龐提（John Negroponte）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