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圍牆倒塌至今已半個甲子，不過，直到今日，前東德地區與前西德地區之間在政治權力、經濟成長、學術發展等方面都仍然存在巨大落差，這個區域落差所帶來的忿恨感也成了極右派在東部滋長的溫床。對此，來自德東的社民黨（SPD；中間偏左政黨）政治家希德布朗提倡在各領域的領導階層設置「東部人保障名額」，希望在統一後30年的今天，前東德地區的人民終於能夠與西部佬平起平坐。
德國東西部的差距正在縮小，但是非常緩慢
德國政府關於「東西差距」的最新報告指出，在2017年，前東德地區的失業率為7.6%，而在西部則僅有5.3%，東部的人均GDP更僅有西部的73.2%，不過呈現成長趨勢。在科學方面，東部城市萊比錫（Leipzig）、耶拿（Jena）與德勒斯登（Dresden）等地的大學聲譽與研究品質也漸漸成長中。
樂觀一點確實能夠說，德國東西間的區域落差正在縮小，不過，速度慢得怵目驚心。2016年一份題為〈東邊誰做主？〉（Wer beherrscht den Osten?）的研究指出，儘管如今東部人口佔全國人口的17%，東部人卻只能取得1.7%的頂層職位（如法官、將軍、大學校長、總編輯、執行長）；就連東部人佔總人口87%的「前東德」地區，出任重要職位的東部人也只佔23%。事實上，在今日德國各大學之中，沒有任何一位校長是東部人。
兩德統一的震盪跨越世代，「東德人」標籤依然存在
自由記者索瑪斯堪達（Sumi Somaskanda）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的專文中提及，許多德國人都低估了兩德統一的影響。德國頂尖的經濟研究單位「哈勒經濟研究院」（IWH）院長葛洛普（Reint E. Gropp）告訴索瑪斯堪達：「我們很多人都以為，只有在統一當下已經在工作的那一代人會受到影響，就是當年大概30到50歲的人。無可否認，這有點天真，而且是個錯誤的想法……統一引發的後果是跨越世代的，我們直到今天仍受到影響。」
在兩德統一逾20年後的2010年，一位前東柏林的女性和一家公司間的官司引發媒體關注。這位女性認為自己在求職過程中遭遇種族歧視，因爲在公司寄給她的拒絕信中，出現「東德佬」（Ossi，對東德人的蔑稱）一詞和一個減號。這起訴訟最終被駁回，理由是「東德」是一個區域，而非一個族群。
不平衡感滋生民粹主義，東部成極右派大本營
德東與德西在經濟發展、人均收入甚至社會地位上的不平等，也導致了兩個區域在政治傾向上的差異。儘管近年在全德境內都能見到極右派聲勢上漲，但在東西間的差別卻顯而易見，極右派民粹主義政黨「另類選擇黨」（AfD）在前東德地區最受選民支持。
2019年5月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選舉中，AfD分別以25.3%及19.9%的得票率成為德東薩克森邦（Sachsen）和布蘭登堡邦（Brandenburg）的最高票政黨，但AfD在德國全境的平均得票率僅11%。歐洲議會選舉結束後，推特上出現大量「#我們東部人」（#WirimOsten）的標籤，試圖以區域差異來解釋前東德地區的人民及其政治選擇。
社民黨學者倡議「東部人保障名額」
右傾的選舉結果以及東部人以區域差異來合理化「票投AfD」的行為，在社民黨（SPD）學者希德布朗（Frauke Hildebrandt）眼中，相當令人憂心。在過去幾年，希德布朗見證了自己的家鄉布蘭登堡（Brandenburg）如何變得越來越排外，教區的牧師甚至公然仇視穆斯林。
這位專攻幼兒教育的波茨坦應用科學大學（Fachhochschule Potsdam）教授開始進行研究，並發現儘管出身自東德的梅克爾（Angela Merkel）當上了總理，東德人卻幾少躋身社會的領導階層。儘管這樣的情緒始於2015年的敘利亞難民危機，希德布朗認為仇恨的種子扎根於更深層的土壤──德東與德西間的不平等，她告訴《大西洋月刊》：「我很快就弄清楚，大家仍然覺得自己受到壓迫與歧視……基本上，如果有人願意為他們的發聲，但是同時與排外情緒劃清界線，或許還是有機會把事情導回正軌。」
於是，希德布朗決定挺身推動「東部人保障名額」的法案，主張在學術界、政治界、商界、媒體界與法律界的高階職位為東部人設置保障名額。在過去6個月，希德布朗深入基層獲取群眾的支持，有超過50%的東部人支持這項提案，而在西部則僅有23%。希德布朗也遇到一些反對的聲音，比如從一開始就不喜歡「保障名額」這個想法的人，又或者是不認同東部人在現今社會仍遭遇結構性歧視。
雖然有著高支持率，在前東德地區的人們對「保障名額」這個提案的態度也相當兩極。薩克森邦平等與整合部部長珂平（Petra Köpping）對這個點子便不太買帳，她認為：「如果出任高階職位的低比率是東部右傾的唯一原因，那事情就真的很簡單。不過這只是人們對政治冷漠的原因之一。」她補充：「在政治裡重建信任，真的非常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