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金改革委員會經過多次會議後，改革方向與架構逐漸明朗，比之馬政府時代「無感」的年金改革出色不少，值得肯定。但接下去面對最關鍵的是所得替代率問題，這是直接關係改革成果「有感無感」，更關係被改革者被減退休年金者的「反彈程度」，這個深水區年改會要如何度過？
軍公教退休年金最大的問題其實就出在「退得太早、領得太多」，外加一個無厘頭的18趴。目前已確定要把退休年齡延後到65歲，等於處理了「退得太早」的問題；接下去要處理的是比延退更「傷感情」的「領得太多」問題；至於18趴，雖然已確定橫跨新舊制者將取消18趴，但全盤的處理方式尚未確定。
台灣公務體系的退休年金所得替代率平均高達95%，2成超過百分之百，是全世界最高的國家，既無道理亦難以為繼，降低所得替代率已是必然的選擇；而且降低所得替代率必須溯及既往，否則就是讓現在已退休者坐享厚利，未來才要退休者則要「繳得更多、領得更少」，造成嚴重的世代不公平。溯及既往原則是必要且已確定的原則，這也是年改負責人林萬億說出「搶退無用」之故。
但所得替代率該訂多少卻是大問題─受益者當然希望越高越好，但基於退休財務永續穩健、及不同族群的公平考慮，則不可能接受太高的所得替代率。各方的說法有從60-80%不等。認為要訂80%者主要是希望降低被改革者的反彈，讓其所得與原來的差距不會太大，但這種作法改革幅度過小、且與勞工所得替代率差距仍大。訂60-65%者則是要拉近與勞工退休年金的所得替代率（62%）的差距。其它數字亦各有各的理由與考量。
不過，最後要訂定所得替代率時，恐怕更需考量的是分級制，而非齊頭式平等。先進國家其實早就經歷過年金財務危機，其改革方式除了延後退休年齡（如德、法、西、北歐國家都延長到67歲）外，也降低公共年金給付，但其降低方式不是齊頭平等的砍，而是保障低所得者年金所得替代率和最低給付額度，讓年金所得替代率成為一個「累退制」。
如果以OECD國家的數字來看，低所得（約平均所得的50%）的所得替代率在7成左右，中所得（約當平均所得）的所得替代率降到4-5成，高所得（超過平均所得一倍以上）的所得替代率剩下2-3成。
這種作法算是公平合理；一來年金主要意義在保障退休者的基本生活所需，不以「高上大」為要務；二來所得高者原本的積蓄與資產就較低所得者高出甚多。三來此方式隱含保障弱勢、所得重分配的意義。
因此，國內年金改革訂定的所得替代率亦應採累退制，所得越高者所得替代率越低；同時可考慮訂出「天花板」與「地板」。至於18趴，則應全部取消歸零，如果因18趴取消導致其領取的退休年金低於某個水準（例如低於基本生活費或平均所得的50%等），則由最低給付額度補足─其優點是此制亦可適用於勞保等其它保險，某個角度而言，這等於架構了一個全國性、符合基本生活所需的社會安全網。
另外一個懸而未決的是軍人退休年金問題；軍人退撫基金是第一個要破產的基金，不必太久，4年而已（2020年）；但軍人問題也最是面臨兩難困境：軍人退休年金平均領4.9萬，較公教都低，部份低階軍人甚至領3萬多。但其最嚴重的問題是退役太早、領年金時間最長，平均退休年齡只有46歲，領年金時間長達34年。除非高升將級，否則因職業特性，不可能要軍人全部幹到60歲之後才能退休。
雖然延後軍人退役年資已難避免，但顯然也不可能比照其它職業別到65歲，唯一可行的作法是延後退休年資的同時，給予個別軍人較大的選擇彈性，例如提早退役者領取的年金與其它職業別一樣必須打折。
不過，無論所得替代率訂高訂低，降低是必然，同時這也代表勢必再面對軍公教的抗議與反彈，類似「93大遊行」的場景將捲土重來；年改會定案後的改革亦牽涉到修法部份亦要送立法院，屆時又將成另一個戰場。民進黨的人數優勢應可保過關，所差者只是不知國民黨會杯葛到什麼程度。但無論如何，這個深水區是非過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