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用針挖井」的人權捍衛者
本書的大部分章節，描述了中亞各國陰沉、潰敗、痛楚的現狀，讓讀者心情沉重。但是，作者也給出了這個區域的另一條出路，比如吉爾吉斯經過第二次鬱金香革命之後，有一群一直爲民主自由奮鬥的律師、記者、NGO工作者加入過渡政府，廢寢忘食地工作，希望在這個國家建立起現代的政治、經濟制度，讓人民可以安居樂業。
舊政權製造的慘案逐一受到調查，真相浮出水面，兇手受到懲罰。數年前，吉爾吉斯知名反對派記者帕夫尤克收到某基金會發來的一封電郵，告知他獲得了一項獎金，邀請他到哈薩首都克阿拉木圖領獎。帕氏趕到約定的酒店，第二天就傳來噩耗：他的手腳被膠帶綑綁，被從酒店六樓扔下，五天後死亡。新政府成立之後，重啓對此案的調查，最後暗殺行動的策劃者被繩之以法：那是一個身材矮胖、臉孔極其醜陋、理平頭、眼睛小而冷酷的男子，吉爾吉斯安全局資深探員伊斯曼庫洛夫。此人在哈薩克的法庭上被判處十七年徒刑。與此同時，在吉爾吉斯首都比斯凱克的一條街道上，樹立起了行走中的帕夫尤克的塑像，他的採訪包背在右肩上，左手拿著一台錄音機。塑像下的銘文寫著：「獻給以文字散播自由的那些人。」
而在烏茲別克，酷刑仍然泛濫。受刑者之一的穆薩耶夫揭露說，他遭受了一種在業內被稱為「北方之光」的酷刑：他被固定在一張凳子上，頭部不斷遭受敲擊。他描述說：「剛開始，你覺得頭非常痛，接著眼前的一切都變成紅色的，就像有鮮血從你的眼睛上灌下來，然後你看到黑白條文。過了一會兒，你的身體好像整個移到頭裡面，你感到頭痛欲裂。再來，你覺得自己的靈魂想要脫離你的身體，你想要撕裂身體，幫助靈魂離開，可是卻感覺不到身體的存在。」烏茲別克當局繼承了蘇聯時代的傳統，酷刑被「外包」給監獄中經驗豐富的囚犯，不需要員警和獄卒親自動手，即便被揭發，他們也可置身事外。最後，穆薩耶夫被迫簽署認罪書，被判十五年重刑。這種境遇，與今天中共統治下飽受酷刑折磨乃至家人被扣爲人質的人權律師、NGO活動人士、獨立作家和記者們何其相似！中共統治者比中亞的統治者更為成功的是，用經濟繁榮的泡沫來掩飾中國社會的種種亂象，而安心發財、循規蹈矩的一般民眾，少有機會遭到安全人員的騷擾——像雷洋死於員警暴力那樣的事件，在大多數人看來只是「運氣不好」的「偶然事件」而已，他們並沒有意識到中國跟中亞國家一樣，都還沒有踏入「法治國家」的門檻。
即便如此，反抗者仍然沒有屈服。美國的壓力讓NGO組織陽光聯盟的領導人烏馬洛夫提前出獄，赴美與家人團聚。人權活動家伊克拉莫夫評論說：「監獄裡有好多人：最優秀的商人、作家、記者、人權捍衛者、宗教思想家。設法釋放他們很重要。即便只有一個人出獄，那也已經是了不起的成就。」他使用一句烏茲別克的諺語來形容他們的工作：「那就像拿針鑿井。」如果用中國的諺語來說，就是精衛填海、夸父追日。再次被中共判處重刑的中國民主人士胡石根也有與之類似的「推牆」理論，所謂「寧可十年不將軍，不可一日不拱卒」。天安門學生運動領袖之一的周鋒鎖評論說：「『推牆』這個說法非常好。在中文『推特』上，最流行一句話就是『推倒這堵牆』。其實這堵牆更重要的存在于中國人的心中，就是中共用暴力和謊言建立在每個人心中的恐懼，這個牆推起來比實體的牆要難很多。」
晚近一個世紀以來，總體而言，作為普世價值的民主自由，在全球不斷拓展。儘管在某些地區的民主轉型出現困境和逆流，但並不意味著專制獨裁就能成為另一種普世價值。流亡歐洲的烏茲別克詩人、反對運動領袖蘇利，在捷克旅行期間，遭到國際拘捕令逮捕，烏茲別克政府企圖以莫須有的罪名引渡他。捷克短暫拘押他之後，將其釋放。曾經被關在同一座監獄的捷克前總統、也是詩人和劇作家的哈維爾前來與蘇利會面，哈維爾以自身的經歷鼓勵蘇利，正如他全力支持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一樣。我們有理由相信，蘇利和烏茲別克的明天，劉曉波和中國的明天，會像哈維爾和捷克的今天這樣充滿光明。
＊作者為旅美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