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六年九月二日，七十八歲的烏茲別克總統卡里莫夫猝死，這個帝王般的「終身總統」自從烏茲別克一九九一年獨立之後就一直控制該國政權，長達四分之一世紀之久。這個國家有形式上的選舉，每次選舉卡里莫夫都獲得九成以上的選票。國際社會批評說，烏茲別克的選舉「既不自由，也不公平，選民沒有選擇的權利」，而反對派候選人也承認加入只是為選舉制造表面民主形象，自己的選票其實也投了給卡里莫夫。
卡里莫夫死後，烏茲別克前途未卜。有政治評論家指出：「卡里莫夫實行既反美又反俄的奇特政策，酷似齊奧塞斯庫生前的羅馬尼亞。由於該國的極端組織即使在威權政府打壓下仍然比吉爾吉斯的同類組織強大得多，卡里莫夫以後的烏茲別克肯定會淪為暴力活動的主要輸出者。」
卡里莫夫這個血腥屠殺人民、家族宛如吸血鬼的獨裁者，卻是中國政府在中亞最親密的盟友。與西方媒體對卡里莫夫的負面評價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媒體對其死亡的報道充滿贊譽之詞，認為烏茲別克是中亞原蘇聯加盟共和國中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並特別提及二零一三年習近平訪問中亞，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倡議，立即得到卡里莫夫的贊成和支持，卡里莫夫明確表示：「烏方願積極參與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促進經貿往來和互聯互通，把烏茲別克斯坦的發展同中國的繁榮更緊密聯繫在一起。」實際上，「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卡里莫夫仿佛是一面鏡子，照出了習近平的原形。
在地理上，中亞比非洲和南美離中國更近，卻更讓人感到陌生。中國人對這個地區惟一的興趣就是，當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的西進政策之後，認為那邊蘊藏著無限商機。早在一九九零蘇聯即將解體之際，波蘭作家卡普欽斯基就寫下了一本氣勢磅礡的《帝國》，其中有專門的章節描寫中亞地區。他觀察到因蘇聯強迫中亞耕種棉花而導致的環境急劇惡化，以及這些地方普遍存在的獨裁、暴力和毒品泛濫。在蘇聯還沒有解體時，該區域的「有效統治」就提前瓦解了。卡普欽斯基發現，木伊那克這個「曾經一度坐落在賦予生命、美麗的阿姆河流進鹹海的地方」，如今淪為「一個令人難過的集中營」，那裡現在既沒有河流也沒有海洋，城裡植物枯萎；狗都死掉了，半數的居民離開，留下來的則無處可去。他們不工作，因為他們是漁夫，而那裡根本沒有魚。當地人的絕望情緒令人毛骨悚然：「碰上沒有強風的日子，人們會坐在小板櫈上，靠著他們老舊房子搖搖欲墜的破牆。要是對靠坐在墻上的人笑，他們只會變得更加陰沉，而女人會用面紗蓋住臉，真的，微笑在這裡看起來是個錯誤的表情，笑聲聽起來則像是用生銹的釘子在玻璃上刮搔般尖銳刺耳。」這個城市宛如整個中亞地區的縮影。二十多年之後，中亞的混亂、停滯、種族和宗教衝突無絲毫的改善，甚至更加惡化了。
美國資深採訪記者席斯金多年爲《華爾街日報》撰寫關於中亞地區的報道，他在報道傑作《不安的山谷》中，細密而生動地呈現了中亞這幾個後綴帶有「斯坦」名詞的小國不為人所知的真相：革命與背叛，獨裁與屠殺，貪婪的國際資本與俄國、美國、中國三大若隱若現的國際勢力的操縱，黑幫、毒品販子、激進伊斯蘭教士與渴望自由的女性、爲人權而戰的律師、爲良心而寫作的作家，彼此衝突爭戰，看不到盡頭。《不安的山谷》如同《帝國》的續集，引人入勝，發人深省。
這裡只有奴隸主和奴隸，沒有公民社會
一九二四年，史達林將突厥斯坦地區分為五個衛星國：土庫曼、塔吉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哈薩克。作為統治多民族的帝國，蘇俄跟中國一樣對「以夷制夷」的技巧非常嫻熟：故意製造少數民族之間的矛盾衝突，然後莫斯科高高在上地扮演最高仲裁者的角色。在劃分國界的的時候，蘇俄將國界劃成犬牙交錯狀，讓本來都屬於廣義的突厥民族的幾個民族國家互相敵對和仇視，從而不可能聯合起來反抗俄羅斯人的統治。
蘇俄在二戰前期佔領波蘭領土時，製造了慘絕人寰的卡廷慘案等屠殺事件，消滅了波蘭的知識分子、中產階級，以此摧毀波蘭的民族記憶，使波蘭成為蘇俄永遠的附庸國。一個沒有精英階層的國家，不可能成為有獨立意志的國家。蘇俄在波蘭的統治策略，也在中亞各國使用，卡普欽斯基寫道：「在史達林統治期間，大批的農人、伊斯蘭神職人員，以及幾乎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成爲鎮壓的受害人，後者被俄羅斯人所取代，也被當地的激進分子和官僚所同化。」之後，莫斯科打造了一個聽話的本地權貴階層，而其代表人物就是「在每個加盟共和國首都矗立著一位高官，也就是當地黨部中央委員會的總書記，按照東方傳統，他會在位到死為止」。
蘇聯解體之後，中亞各國在蘇聯留下的「前共產黨人-社會工程學派官僚集團」的統治下，始終沒有找到合理的國家建構方式。這些大大小小的獨裁者，都採取一種拜占庭蘇丹式的統治方式，他們不稱國王，也不再保留共產黨書記這個臭名昭著的職務，而沿用民主國家國家元首的稱呼「總統」。每一個總統背後，都有一個龐大的商業帝國，烏茲別克的民眾連麵粉等基本食品都得不到保證，卡里莫夫的女兒卻以時裝設計師的身份旅行世界，擁有頂級時裝品牌，並重金請到國際歌星爲其生日派對演唱。
這些中亞國家都沒有形成穩定的公民社會，在通常情況下，民眾被獨裁者視為順民或奴隸；惟有革命發生的時候，一夜之間變成暴民。充滿詩意的鬱金香革命，除了少數領導者有建立民主國家的願景之外，大部分參與者都是趁火打劫之徒。席斯金在鬱金香革命當天，在被民眾攻陷的總統府附近的百貨商店中，看到一群群的劫匪。不少人來自偏遠鄉村，從來沒有見過現代化的百貨公司，警方的撤離讓他們可以為所欲為。席斯金幽默地描寫了一個雙手抱著一大堆從商店裡搶來的女性內衣的暴徒，還兜售說：「你想買些內衣嗎？算你批發價。」這個細節註定了鬱金香革命不會有好的結果。果然，靠鬱金香革命上臺的領導人，比被推翻的前任領導人更貪婪和暴虐，五年之後，人們又發起一次革命將其推翻。翻身的奴隸以難以想像的速度蛻變成了奴隸主。那麽，哪一次才是最後一場革命呢？沒有人知道。
吉爾吉斯作家艾特瑪托夫在《一日長於百年》中，描寫一種中世紀奴役俘虜的辦法：將俘虜五花大綁，然後去到沙漠烈日之下，並用一塊駱駝皮蓋住他們剃光頭髮的頭殼。隨著駱駝皮在太陽底下縮緊，擠壓烘烤著俘虜的頭，這就是像中世紀的腦葉切除手術。俘虜不是死亡，就是忘記自己是誰，失去了反抗的意志力，成為理想的奴隸，或是極權政府的人民。艾特瑪托夫將這種人稱為「曼寇特」（Mankurt），而這個字後來也用來比喻沒有思想、卑躬屈膝地對權威效忠的人。艾托瑪托夫寫道：「他就像一頭安靜的野獸，十分順從也十分安全。他從未夢想過要逃離。對於任何一個奴隸主而言，最恐怖的事就是奴隸起義。每個奴隸都是潛在的反叛者。曼寇特是惟一的例外，反叛與不服從的觀念完全不在他腦子裡。他不懂那樣的激烈情緒，因此根本沒有看守他的必要，更不需要懷疑他心存不軌。曼寇特就是像狗一樣，只認他的主人。他不與其他任何人往來。他的夢想全都簡化成填飽肚子，沒有其他的考量。可是他盲目、勤奮且毫不猶豫地遵守命令。」這種人就是中亞各國居民的一種象徵符號。
為什麼同樣是此前遭到蘇聯吞併的國家，波羅的海三國很快就融入歐洲文明世界，而中亞各國至今仍在專制獨裁的泥潭中掙紮？因為它們分享的是不同的文化和信仰傳統。影響中亞最大的是三種東方的文化和信仰傳統：首先是來自阿拉伯的伊斯蘭專制主義，其次是來自俄國的斯拉夫專制主義，第三是來自中國的儒家專制主義。中亞國家很不幸地在西、北、東三個方向被黑暗的伊斯蘭世界、俄羅斯和中國所包圍。這三大東方專制主義如同三道咒語，緊緊地束縛中亞國家的發展。
比天安門更殘暴和更被忽視的安集延屠殺
二零零五年，中亞和東歐國家爆發顏色革命，烏茲別克的安集延地區也發生了民眾的大規模抗議示威。卡里莫夫以鐵腕方式炮製了安集延屠殺，他嘲笑逃亡的吉爾吉斯總統阿卡耶夫沒有膽量殺人，「你不敢殺人，還有什麽好說的？」吉爾吉斯總統阿卡耶夫是半弔子的獨裁者，他不敢發動一場屠殺，寧願接受被推翻和流亡的命運，不敢殺人是他對祖國唯一的貢獻；而烏茲別克總統卡里莫夫跟中國的暴君毛澤東和鄧小平一樣，是徹頭徹尾的獨裁者，殺人毫不手軟，他們深知自己幹過足夠多的壞事，如果不殺害、囚禁、恐嚇更多的人，自己就有可能被推翻，並被送上審判席和絞刑架。所以，殺人是他們精心算計之後的理性的選擇，而不是突然爆發的瘋狂之舉。
中國媒體在給卡里莫夫的「悼詞」中，特別讚揚這個獨裁者當初如何果斷地控制住局勢：卡里莫夫「御駕親征」乘專機抵達騷亂地區；迅速在當地機場建立臨時指揮部；視察當地強力部門，下達實施緊急措施命令。在記者會上，卡里莫夫表示：「把烏茲別克斯坦的騷亂事件與烏克蘭、格魯吉亞和吉爾吉斯的事件等同起來是不對的，我本人堅決反對任何所謂的革命。」當時，中國迅速認同烏茲別克政府對事件的定性：「烏茲別克斯坦是中國的近鄰和合作夥伴……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將一如既往地支持烏茲別克斯坦及本地區各國為維護國家和地區安全與穩定所作的努力。」對於十多年前在北京殺人如麻的中國政府來說，在安集延殺人的卡里莫夫如同一名亦步亦趨的學生。
如果把各個時代、各個國家的屠殺放在一起類比，有人也許會發出不太妥當的追問：是希特勒的屠殺更殘暴，還是史達林的屠殺更殘暴？是柬埔寨紅色高棉的屠殺更殘暴，還是北韓金家王朝的屠殺更殘暴？永遠找不到關於「之最」的答案，只能說明對人性黑暗面的評估找不到盡頭。跟北京的天安門屠殺相比，烏茲別克的安集延屠殺更加悲慘：北京「六四」屠殺發生時，正好有到中國採訪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訪華這個重大國際新聞的龐大的記者團隊，他們意外地經歷和記錄了這場屠殺。中共當局無法遮蔽那麼多公開發表的照片和錄影。而烏茲別克原本就處於被世界所漠視的中亞，安集延又是一個偏遠的、交通不便的城市，少有外國記者光臨，屠殺發生之後國際媒體的報道相當有限。而且，美國由於阿富汗戰爭的需要，在烏茲別克設有軍事基地，對卡里莫夫的批評相當克制，歐盟和整個西方也是如此。
烏茲別克是一個員警國家，當地有笑話說，電視上舉行中亞各個民族身穿民族服裝的選秀，烏茲別克的民族服裝是讓人毛骨悚然的警服。不過，由於腐敗、低效和懶惰，這個員警國家的漏洞很多。席斯金計劃去安集延採訪，從塔什干去安集延的公路被封閉了，他被員警趕回去。然後，他靈機一動，乘坐飛機飛到離安集延很近的另一座城市費爾幹納，再租車趕去，果然成功。由此，他感嘆說：「在一個員警國家，無能是一種美德。」中國的維穩工作比烏茲別克高效得多，中共在新疆屠殺維族人之後，將新疆全境封鎖，乃至切斷電話、手機和網絡等全部通訊。席斯金若是想到新疆採訪，恐怕「上天無路，入地無門」。
在安集延，究竟有多少民眾遭到屠殺，至今仍然是一個謎。據席斯金的採訪，當地的一位醫生說，她在一所校園裡看見了五百具屍體，「許多人死狀悽慘，頭上中彈、腿上受傷，全身傷痕累累。那裡看到的不是血跡，而是一灘灘的血水」。一個失去兒子的媽媽說，她在醫院看到了七百具屍體，她一路上發瘋似的尋找兒子，「路邊堆著好多屍體。有的屍體的內臟、腦漿都跑了出來。有一具屍體手抓著一條麵包，還有一具則躺在腳踏車上面。」
安集延屠殺的死難者至今死不瞑目，元兇卡里莫夫沒有像伊拉克的薩達姆和利比亞的卡紮菲那樣可恥地斃命，而是體面地死去，並享受盛大的國葬。BBC的記者發現，人們說：「在我們國家，沒人挨餓，沒有戰爭。就算他確實曾經從國家預算裏給自己拿走了一點兒，唉，政客不都是這麼做的嘛。至少，他沒有像我們這一片兒其他國家的總統那樣幹瘋狂的事兒，比如給自己修建金宮殿、紀念碑，或者在沙漠裏修溜冰場。」也有人會反問：「外國人為什麼老指責他？你們什麼毛病？這和你們有什麼關係？」所以，觀察家悲觀地評論說：「和生前一樣，卡里莫夫死後仍將主導烏茲別克斯坦。他並沒有創建那個讓他成為強權總統的專制體制，但是他確實曾經操縱、維持這個體制，把自己嵌入烏茲別克人的心中、腦中，程度之深，以至於只有很少人可以想像未來怎麼會沒有他。」然而，我卻堅信，未來在實現轉型正義的烏茲別克，這個獨裁者像皇陵一樣的墳墓會被磨平，他終將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那些「用針挖井」的人權捍衛者
本書的大部分章節，描述了中亞各國陰沉、潰敗、痛楚的現狀，讓讀者心情沉重。但是，作者也給出了這個區域的另一條出路，比如吉爾吉斯經過第二次鬱金香革命之後，有一群一直爲民主自由奮鬥的律師、記者、NGO工作者加入過渡政府，廢寢忘食地工作，希望在這個國家建立起現代的政治、經濟制度，讓人民可以安居樂業。
舊政權製造的慘案逐一受到調查，真相浮出水面，兇手受到懲罰。數年前，吉爾吉斯知名反對派記者帕夫尤克收到某基金會發來的一封電郵，告知他獲得了一項獎金，邀請他到哈薩首都克阿拉木圖領獎。帕氏趕到約定的酒店，第二天就傳來噩耗：他的手腳被膠帶綑綁，被從酒店六樓扔下，五天後死亡。新政府成立之後，重啓對此案的調查，最後暗殺行動的策劃者被繩之以法：那是一個身材矮胖、臉孔極其醜陋、理平頭、眼睛小而冷酷的男子，吉爾吉斯安全局資深探員伊斯曼庫洛夫。此人在哈薩克的法庭上被判處十七年徒刑。與此同時，在吉爾吉斯首都比斯凱克的一條街道上，樹立起了行走中的帕夫尤克的塑像，他的採訪包背在右肩上，左手拿著一台錄音機。塑像下的銘文寫著：「獻給以文字散播自由的那些人。」
而在烏茲別克，酷刑仍然泛濫。受刑者之一的穆薩耶夫揭露說，他遭受了一種在業內被稱為「北方之光」的酷刑：他被固定在一張凳子上，頭部不斷遭受敲擊。他描述說：「剛開始，你覺得頭非常痛，接著眼前的一切都變成紅色的，就像有鮮血從你的眼睛上灌下來，然後你看到黑白條文。過了一會兒，你的身體好像整個移到頭裡面，你感到頭痛欲裂。再來，你覺得自己的靈魂想要脫離你的身體，你想要撕裂身體，幫助靈魂離開，可是卻感覺不到身體的存在。」烏茲別克當局繼承了蘇聯時代的傳統，酷刑被「外包」給監獄中經驗豐富的囚犯，不需要員警和獄卒親自動手，即便被揭發，他們也可置身事外。最後，穆薩耶夫被迫簽署認罪書，被判十五年重刑。這種境遇，與今天中共統治下飽受酷刑折磨乃至家人被扣爲人質的人權律師、NGO活動人士、獨立作家和記者們何其相似！中共統治者比中亞的統治者更為成功的是，用經濟繁榮的泡沫來掩飾中國社會的種種亂象，而安心發財、循規蹈矩的一般民眾，少有機會遭到安全人員的騷擾——像雷洋死於員警暴力那樣的事件，在大多數人看來只是「運氣不好」的「偶然事件」而已，他們並沒有意識到中國跟中亞國家一樣，都還沒有踏入「法治國家」的門檻。
即便如此，反抗者仍然沒有屈服。美國的壓力讓NGO組織陽光聯盟的領導人烏馬洛夫提前出獄，赴美與家人團聚。人權活動家伊克拉莫夫評論說：「監獄裡有好多人：最優秀的商人、作家、記者、人權捍衛者、宗教思想家。設法釋放他們很重要。即便只有一個人出獄，那也已經是了不起的成就。」他使用一句烏茲別克的諺語來形容他們的工作：「那就像拿針鑿井。」如果用中國的諺語來說，就是精衛填海、夸父追日。再次被中共判處重刑的中國民主人士胡石根也有與之類似的「推牆」理論，所謂「寧可十年不將軍，不可一日不拱卒」。天安門學生運動領袖之一的周鋒鎖評論說：「『推牆』這個說法非常好。在中文『推特』上，最流行一句話就是『推倒這堵牆』。其實這堵牆更重要的存在于中國人的心中，就是中共用暴力和謊言建立在每個人心中的恐懼，這個牆推起來比實體的牆要難很多。」
晚近一個世紀以來，總體而言，作為普世價值的民主自由，在全球不斷拓展。儘管在某些地區的民主轉型出現困境和逆流，但並不意味著專制獨裁就能成為另一種普世價值。流亡歐洲的烏茲別克詩人、反對運動領袖蘇利，在捷克旅行期間，遭到國際拘捕令逮捕，烏茲別克政府企圖以莫須有的罪名引渡他。捷克短暫拘押他之後，將其釋放。曾經被關在同一座監獄的捷克前總統、也是詩人和劇作家的哈維爾前來與蘇利會面，哈維爾以自身的經歷鼓勵蘇利，正如他全力支持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一樣。我們有理由相信，蘇利和烏茲別克的明天，劉曉波和中國的明天，會像哈維爾和捷克的今天這樣充滿光明。
＊作者為旅美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