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馬來西亞首富郭鶴年，人稱「亞洲糖王」。他的九十載人生走過戰亂、困苦與富足，最初，郭鶴年從白糖、白米生意起家，創辦的嘉里集團從糧油、航運、建設、飯店商場到物流貿易，業務聚焦亞洲；郭鶴年也曾被鴻海創辦人郭台銘公開讚譽、稱之為「偶像」，種種傳奇般的商場經歷，被完整收錄在他親自口述的《郭鶴年自傳》。本書榮獲2019年香港出版雙年獎商業管理類「最佳出版獎作品」，《風傳媒》特別邀請轉載關於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時的軼事，以饗讀者。以下為書摘內容。
我們在中國大陸的業務，真正的發展始於 1982 年。那時，我已年近 60 歲，很多人在這個年齡已經開始考慮退休，而我迄今又工作了超過 30 年。
我與全國各地數以百計的人打交道，累計起來也有數千小時。我發現，基本上，那些負責貿易事務的主管對商業的需求理解透徹。不過，最初幾年，我經歷了艱難的學習過程。我需要學習在中國做事的方法，有幾年磕磕絆絆，剛想開始又碰釘子。即使我們身為同一種族，我認為與中國官員打交道是一件非常複雜的事情，所以我能理解那些非華裔的苦衷，即使他們懂得中文。
大陸的官員知道我有參與建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我相信林楷一定大力推薦過我，他是我早期在大陸做貿易的夥伴，也是我在國內的真正朋友。1977 年的一天，林楷跟我說，中國旅遊局很期望我能幫忙在中國興建酒店。我清楚記得我飛去北京的那天早上，我的女兒惠光在吉隆坡出生。
那時，大陸的酒店絕大多數連一星級水準都達不到。衛生間的抽水馬桶污濁不堪，洗手盆裂痕斑斑，客房枱燈沒有燈罩。許多中國人認為酒店工作是很低下的。在共產主義社會中，一個人為甚麼要伺候另一個人？為甚麼要低下身段給別人端咖啡？結果可想而知，中國的酒店曾是全世界上最糟糕的酒店之一。
1977 年 11 月 12 日，我從廣州飛去北京。那時，交通十分不便，往返大城市的航班很少，在馬來西亞兩天能做成的事，在中國可能需要兩週甚至兩個月。你絕不可能在一天內安排 6 到 8 個會議。人們會去你住的酒店客房與你見面，跟你待上一個或一個半小時，之後兩天卻一個人也見不到。
我從北京又去了上海，看到一塊很不錯的地塊，大約三公頃大，坐落於蘇州河入黃浦江的交匯口，是前英國總領事館舊址。我也去了廣州，與當地官員會面，評估一下哪些土地可用作興建酒店。
但不久，我便意識到，我找錯了門路。其他投資者見的是北京市政府或廣州市政府。我愚蠢地假設共產主義體制下，只有一個主體、一個政府。但後來我發現，在中國大陸，某些人的權力可以無限大。中國旅遊局是主管旅遊，它也許經營幾家酒店，但它沒有最終審批權。
最後，我們終於與中國旅遊局簽署了在上海興建一座酒店的協議。我安排了一家總部在夏威夷的公司來設計這家有 1,300 房的大型酒店。由於需求殷切，我們必須快速進行。
接着，上海市政府來跟我說：「你必須借給我們 5,000 萬美元，因為酒店周邊的基礎設施不足。我們需要改善基礎設施，以保障水電的供應和垃圾處理，但我們目前資金短缺。」
如果他們要的只是一筆一次性的 5,000 萬美元貸款，我也許會被說服。但任何一個有常識的人都知道，上海經歷過連串的外國管轄，有英租界、法租界和日本佔領區；因此，路面下的基礎設施並不銜接。如果維修期間再出現問題，5,000 萬美元變成 2億美元怎麼辦？他們是如何計算出 5,000 萬美元這個數字的？某個水管或電纜到哪裏算是盡頭？我恐怕只會沒完沒了。但上海的主管們明確說，除非我提供貸款，否則就不會獲批蓋建酒店。
我於是告訴他們：「對不起，我無法作出這個承諾。」雖然他們承認是他們違反了約定，但我沒有追究。那是一個寶貴的教訓。我支付了所有開銷，補償了建築師，一切尚算能處理妥當。
幾年後，大約是 1982 年，我帶一批朋友去上海。當時的市長汪道涵請我在昔日的法國俱樂部共進早餐。我剛一坐下，汪市長就開始為上海毀約的事道歉。我說：「市長先生，不用道歉。這對我是小事，成本微不足道。您這樣重要的人物出面對我說這些，真讓我感到十分不好意思。」
1977 年到 1981 年間，我在中國的經歷讓我深受打擊。每當我覺得勝券在握時，卻又會再次碰壁。中國亟待發展，亟需外商投資，但與我打交道的人都擺出各種架子。我遇到了大量三流的政府官員。不過，現在回想起來，我真的不能責怪他們。那時正值改革初期，只有真正非凡的人物才能夠打破常規去嘗試新事物。
有一天，我新加坡好友何瑤焜來找我，說：「你知道，我幫你找來了一樁好生意。杭州有一家頗為雅致但年久失修的酒店需要裝修、翻新。許多前往北京或上海的國家元首也會被安排在那裏住一兩天，欣賞一下西湖美麗的景色。」他指的是著名的杭州飯店，酒店俯瞰西湖，位置得天獨厚。
於是我便飛去杭州，這是中國最知名的旅遊度假勝地之一。
我與當地主管官員見面，終於成功在中國開始我首個酒店項目。我簽署了翻新酒店合同，投入 2,000 萬美元現金，取得 43% 或44% 酒店股份。那是 1982 年，我覺得投入 2,000 萬美元是一個頗大犧牲，因為我要是將這筆錢投資當時正興旺的香港房地產市場，可以快錢賺一筆。
我們在杭州得到不少教訓。跟當時中國其他地方一樣，城鎮住房破舊，水管經常爆裂，自來水供應不穩定。由於酒店翻新得宜，而杭州又是省會，因此許多省、市級幹部官員都會慕名而來。他們習慣了享受免費客房，還有餐廳一兩頓免費大餐。
郭氏兄弟公司經營酒店是一門生意，我們之前對這種做法一無所知。而礙於面子，當地官員事前都羞於啟齒。他們認為我們會慢慢了解，並入鄉隨俗。我們不能理解，畢竟投入了 2,000 萬美元，正努力提升房價，以期達到收支平衡，然後開始獲取盈利。但當地的做法不但消耗財力，也與管理原則相悖。我們手上的問題本已很多，比如要杜絕酒店內偷竊，還要處理其他歷史遺留的問題。我們用了大約 18 個月把酒店翻新，之後又用了很長時間去根除舊習。
我們在中國的第一家酒店項目是北京香格里拉酒店，那是我1983 年底簽定的。我們在北京城西北的海淀區興建了這座酒店，海淀是北京的學院區，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都在那裏。我承諾投資 7,200 萬美元完成整個項目的建造和配套，差不多為合夥人承包了一切。我們在北京香格里拉酒店佔股約 45%。
我記得酒店隔壁是家約 150 個房間的老酒店。我們的工作人員便在那裏留宿，但不久便發現它所使用的材料大都高度易燃。一旦發生火災，裏面所有人便會頃刻被燒焦。我們花費了 300 萬美元更換了所有易燃物料，因為我們不能在自家門口留下一個禍根。
與此同時，跟北京中國國際貿易中心的談判也在進行中，但當時我們並沒有參予談判。美國大通銀行（Chase ManhattanBank）和日本興業銀行（Industrial Bank of Japan）分別以境外團體參與競標。中國外經貿部於 1981 年或 1982 年，最終選擇了大通銀行作為合作夥伴，共同開發這一個當時中國最大的地產項目。
後來，突然整個項目停了下來。鄧小平當時正在鞏固其權力，中國的上層領導中有一些爭論。舊制度的捍衛者試圖阻止該項目，他們詬病外資參與，認為對於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來說這個項目過於宏大。
至少過了一年，有一天林楷來找我，並且帶來消息說，內部已經決定重啟國貿中心項目。但他們不想讓一家外資銀行來做合作夥伴，想看看還有誰有興趣投標。林楷的聯絡人認為我建北京香格里拉酒店蠻有誠意。他們問林楷：「你的合作夥伴會有興趣參與這個項目嗎？」我表示有興趣，經貿部便指派羅抱一和馮天順與我洽談。
我之前在盤谷銀行的倫敦支行和紐約支行存了大約 9,000 萬美元的現金，等待有一天我能進入中國大幹一場。我估計，通過資產負債的槓桿計算，我應該能夠操作約 3 億美元的項目。我們以黑馬姿態入標，並勝出了。
國貿中心的談判大約從 1983 年下半年開始。我在北京飯店舊翼年租了一個兩單元的套間。經貿部的三位老幹部每天都來跟我和林楷開會。我們五人每天從早上九點一直談到晚上七點。如果我某天不幸罹患肺癌，那一定是因為這段談判經歷。我的酒店套間變成了抽煙室，老幹部和林楷整天吞雲吐霧。
1984 年 11 月，我在人民大會堂簽約。整個項目的成本預定為 3 億美元，其中 2 億是貸款。組建公司的實付資本為 1 億美元，我們投入 5 千萬元取得 50% 股權。我記得母親不贊成我投資國貿中心項目，她勸我不要冒進。但好在母親也清楚，她知道這個兒子有很強的主見，明白他有時也會跟她持不同意見。
在中國，所有合約都稱中方為甲方，而我們就是乙方。合約規定，乙方主管規劃、建築和管理，因為中方接受了我們的具備能力的事實。我是與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部長陳慕華女士簽約的，他們問是否可以讓副部長雷任民任董事長。我同意了。
之後，在第一次董事會上，雷先生問是否也可以由他們甲方的人出任執行董事一職。我再次作出讓步。我的邏輯是，既然他們開口，如果我說不，只會製造緊張關係和壓力。一如所有官僚體制，他們肯定內部討論過，並達成了共識。我違背他們的意願，有甚麼好處呢？我是在他們的地面上做項目，而不是反過來在我的地面，所以為了合作順利，我需要得到他們的友誼。於是我讓步、讓步再讓步，同時亦苦幹、苦幹再苦幹，並作出犧牲。我們基本上都是實幹的管理者，不是商業奇才。
我派了洪敬南過去。假設我們每月連薪水加獎金支付他 15萬元港幣，我們最多只向國貿中心報賬 5 萬元。儘管他把 95% 的工作時間都花在這個項目上，我們只是默默地補貼，不求回報。
在此過程中，中方從首鋼引入馮志成，他在中國最頂尖的學府接受過教育。他從經貿部聘請了幾位退休的處長，其中一位永遠面帶微笑。但不久，我就開始聽見不和諧的聲音。
中方官員會來香港，我一如過往，會請他們吃一頓午餐或晚餐，然後便會讓他們自行安排活動，倒不是我不想見他們，而是因為我手頭的工作實在太忙。我當然會讓手下安排他們所有餐飲，並安排客人入住九龍香格里拉大酒店。我當時沒意識到，我開罪了其中一部分人。或換句話說，我沒有贏得他們的歡心。
接着，國貿內部開始出現不滿聲音。各個科系和部門領導表面上非常合作，但在背後卻惡言中傷。他們會說：「哦，某某人把我們的國家財產拱手讓給了郭先生。」事實上，他們是在指責我從國家的項目中牟取暴利。
第一次聽到這種說法時，我跟傳謠言的人說：「好了，別胡說。這些都是無稽之談。你肯定聽錯了。我說，這些人對我一直很客氣。」
可後來，這些閑言碎語和惡言中傷愈演愈烈，我意識到再不能坐視不理。在北京，我常常晚上宴請市領導，以便各種批示能順利下達，並希望他們能認識到我們是率直、正當的生意人。一天晚飯後，我趕回北京飯店，在我昏暗的房間裏，與洪敬南會面。我當時很生氣，要了筆和紙，一口氣便寫了一個半小時，寫了一封六頁長的英文信，抬頭是「尊敬的鄭拓彬部長」。午夜時分，我讓洪敬南把信拿去複印一份留底。
第二天早上，我和鄭部長在北京市外圍的明陵高爾夫球場打球。時值冬天，我穿着外套，我把厚厚的信摺疊了一下，放在外套內袋裏。打完兩個洞，我再也抑制不住憤怒。我說：「部長，今天在你面前的我，心裏極為不快。」
他問道：「哦？為甚麼苦惱呢，郭先生？」
我說：「您的前秘書長指控我偷竊國家財產。他們這些流言蜚語太過分了。部長先生，我知道您懂英語。我無法寫出像樣的中文信。如果其中那部分你不懂，就麻煩找人翻譯一下。」我把信掏出來，交給他。
信中，我明確說出：「請以成本價加利息買走我所有的股份，而利息部分可以再議。我要撤出中國。」我真的很生氣。
部長不停嚷着要我冷靜。但我當時很暴躁，言辭甚至有點冷嘲熱諷。我說：「鄭部長，你的國家是窮還是富呢？」我沒有說「我們的國家。」他吃了一驚，沒有回答。我繼續說道：「好，我來替您作答。你的國家很貧窮。那麼，你們有甚麼財富供我掠奪呢？我來幫助，且不辭勞苦。你們不該在我背後說三道四。請馬上買回我手上的股份。我要撤出」「
四個月後，他們請谷牧副總理出面，在封頂儀式時與我懇談。那是 1987 年。在四壁光禿、尚未安裝窗戶的國貿大樓，谷牧和我隔着一張兩米長的桌子分坐兩端。他說：「郭先生，現今中國官員的態度和才能良莠不齊，許多人仍然很無知。請容忍一下。我們知道你為這項目辛勤工作，有血有汗，我們所有人都有目共睹。經過千辛萬苦才結出果子，眼看快要收成，您卻要退出，這實在太可惜了。聽我一句，郭先生，請不要現在撤出。」
慶幸，我們最終留了下來。今天，這片地價值超過 10 億美元，成為在中國最好的投資之一。但當時，雙方並非受利益驅使。當然，作為商人，我不會讓項目在大幅虧損中經營。這一切憑我的直覺，我知道北京將要騰飛發展，而這個項目將可助其一臂之力。
這確實是個巨大的工程，包括四層地下停車場在內，這個現代化綜合建築羣合共有 40 萬平方米。當中還蓋建了兩間酒店，分別是中國大飯店和國貿飯店，兩者之間僅距 150 米。
1989 年 6 月的天安門事件，使工程延後了約 8 個月，成本增加數千萬美元。但我們仍堅持下去。事件後，我在中國依然十分活躍。我記得我對當時的北京市常務副市長張百發說：「大約在這三年內，你們會受責難，但三年過後，人們會諒解並淡忘這件事。」
國貿中心是中國迄今最大的中外合資房地產項目。我相信，它的成功對香港的房地產發展商起着極大的示範作用。在此之前，只有少數幾個房地產發展商投資中國，國貿中心項目成功打開了這道閘門。
我從項目本身也學到很多。我發現中國優秀的領導還是佔多數，特別是高層領導人。只要有他們在，我就願意幫助中國。目睹鄧小平的作為，我對他無比崇拜。我常常與海外朋友說，中國五千多年歷史中，在鄧小平執政前，鮮有領導層如此兢兢業業為人們和國家建設謀求福祉。鄧小平帶領中國走向現時的發展軌道已逾 35 年，而後繼的領導人也傳承着以人民為先的方向。
我們在中國遇到過障礙，也遇見過思維狹隘的人。有些人認定你為掠奪而來，有些人則只為自己着想，如果你不給他好處，他就對你置之不理。在一些省份，你會遇見偏執、狹隘的官員，他們甚麼還沒有做出來，便只會妒忌。我們能做的就是避免去這些地方。
本文獲授權轉載自《郭鶴年自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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