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間，一個新生品種還是無可阻擋的在香港茁壯生長，就是包括民族主義等西方文化在內的民國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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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我簡單的談一下曾經參與共構當代中國新文化的一些香港思想。很多人會問：香港有思想嗎？下文是一種解答。
香港這個殖民地自由港，在一百四十多年前，曾經包庇過一個清廷的通緝犯叫王韜，他在香港住了二十二年，以現在的標準早就算是香港人了，他在香港創辦了《循環日報》，發表了許多言論，談世界大勢和中國自强之道，李鴻章之後，他是民間第一個提出變法的，香港學者羅香林說沒有王韜在前，就未必有後來的康有為梁啓超變法維新運動。
香港對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的啟發及三人在香港的事跡就不用說了。興中會成員多來自香港，並以香港為顛覆當時中國政府的基地。伍廷芳在聖保羅書院上學，被李鴻章賞識前在香港執業當律師，由清朝到民國曾出使美國等多個國家，並曾任民國代總統。其實民國期間，曾有財政部長、實業部長、海關部長等很多重要官員是在香港的書院受教育的。晚清改良派思想家、香山人鄭觀應曾在香港的英華夜校學英文，後撰《華人宜通西文說》一文。世界知名的民國教育家晏陽初以至美學家朱光潛皆就讀香港大學。
這些是知名精英。民間思想又如何？
一九二五年，為抗議上海的五卅慘案，香港工人匯同廣州工人舉行罷工，稱為省港大罷工，其實以時間和規模而言也可以叫港省大罷工。這次罷工是由廣州國民黨左翼與共產黨策動的，雖然當時在香港的共產黨員只有十名及青年團員三十名。
全港七十二萬五千人口中，約有二十五萬人參加罷工，比例驚人。
上海五卅慘案後的罷工不到四個月結束，但香港的罷工堅持了十六個月。
當時，連一些在洋人家打工的女傭也參加罷工，以至住在港島山頂洋房的洋人要自己在花園挖坑埋糞，因為沒人來替他們取走糞便。
罷工工人除了表現民族主義立場外，亦大量採用當時世界上方興未艾的工人運動及國際主義話語，更向殖民地政府提出六項要求：一、政治自由，二、法律平等，三、普遍選舉，四、勞動立法，五、減少房租，六、居住自由。除第五條是經濟訴求外，其他都是本土性的政治訴求，有的到今天尚未在香港實現。
香港的民主運動、公民權訴求都可以溯源到省港大罷工，也是香港社會運動、反殖反帝運動的一個里程碑，但不是社會運動、反殖反帝行為的第一遭，因為在十九世紀中至一九二五年前香港已出現過多次社會運動及反殖反帝行為。
到四○年代，中國出現第三條道路的討論，既反對法西斯主義，也反對共產主義，政治上傾向自由主義民主憲政，社會經濟上則接近後來歐洲的社會民主黨，但當年也有思想家嚮往蘇式計畫經濟。他們的討論，到今天還有參考價值，是當代中國沒有機會去走的一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