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知識分子被稱為第三勢力。其中一個主要黨派民主同盟一九四一年成立，第一份機關報是同年在香港出版的《光明報》，社長為梁漱溟。一九四七年國民政府將民盟定為非法組織後，許多民盟要員特別是民盟的左翼分子遷到香港並於翌年一月在港召開一屆三中全會。四十九年人民共和國成立，民盟主要成員回到內地，短暫受到禮遇，被譽為共和國的催生者，賦予新生的共和國很大的正當性。
但是也有第三勢力的成員在香港留下，他們辦出多份刊物如《時代批評》、《自由人》、《自由陣線》、《中國之聲》、《獨立論壇》等以及五十八年出版的《展望》。這個傳統──非國民黨也非共產黨的民間人士在香港出版政論和思想性刊物── 一直維持到今天。
四十九年後，國學及人文學科在大陸都受到高高在上的唯物史觀所遮蔽，歷史學家錢穆、哲學史家勞思光、哲學家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等名學人，都曾長時間借住殖民地，或圖振興國學，或嘗試結合儒學與歐陸哲學，想像著挽狂瀾於既倒。
一百四十多年前的王韜模式一再重現：不容於大陸而避居香港，在殖民地著書立說發出聲音，回頭再影響大陸。
香港是當代中國思想在某些時期的孵化器，在另一些時刻的推動器，甚至曾在萬馬齊喑的日子成為海內外孤存的一盞明燈。
從王韜模式到省港大罷工，我們更可以看到香港思想除了現代化及國族訴求之外還有兩條常被忽略的脈絡，一是回應世界潮流如國際主義、社會主義及自由主義，二是針對本土狀況的改良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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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的頭一百年，香港是廣東人的城市。但是在大陸特別是廣東地區沒有太大動蕩的情況下，就算可以自由往返大陸與香港之間，廣東也不見得有很多人想到香港定居。
殖民地成立後，早年人口增長不算快，一八四七年才兩萬三千多人。一八五四年太平天國逼近廣州，香港人口才跳躍，到一八六○年為九萬人，一八五六年九龍半島被英國人占據後納入了當地的十二萬人，而到了一九○一年連新界在內人口才只有二十八萬一千人。
不過從一九○一年到一九二一年，香港人口倍增至六十一萬，大概是跟那二十年間大陸特別是廣東地區一再出現不穩定局面有關。
當時廣東以外地區的華人似還沒有考慮大規模移居香港。一九三一年有一個數據，說當時在香港的上海人只有三千七百六十八人。
一九三四年殖民地自由港首次實行入境管制，各國人士都要有簽證才能入境，但是華人依然可以免簽自由進出香港與大陸。
到一九三七年，香港已是個一百萬人的廣東人移民城市。香港的工業從十九世紀起步，到一九三○年代已頗具規模，而本土粵語創意產業也相當興旺，粵劇團自稱省港劇團，港產粵語及潮州語電影還出口至廣東和南洋、北美僑社。這裡要強調的是，到一九四九年前，香港與廣東在文化上是一體的，所謂省港一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