疲於希望，空於夢想──卡爾．桑德堡（Carl Sandburg）
洗車工沒有自己的車子，負責整理已兌現支票的銀行職員，戶頭裡只有不到三美元，編輯醫學教科書的女員工，已經十年沒有看過牙醫了。
這是被遺忘的美國，在勞動世界的底層，數以百萬計的人活在繁榮的陰影之中。在貧窮與安樂的暮光裡，無論你是富是貧，還是中產階級，每天都會遇到他們：他們為你送上大麥克漢堡，在沃爾瑪超市（Wal──Mart）幫你找到商品，為你收成食糧，替你打掃辦公室，幫你縫製衣服，在加州的工廠裡，他們包裝燈泡，之後會裝在你小孩的腳踏車上，在新罕布夏州的工廠裡，他們組裝壁紙的樣本，讓你在裝潢時可以參考。
他們各自面臨的困境形塑了他們的樣子，有些人正要擺脫福利救助、吸毒成癮、無家可歸，有些人則一輩子都陷於低薪工作中，有些人的孩子營養不良，有些遭到性侵，有些人住在搖搖欲墜的房子裡，造成孩子罹患氣喘，並因此缺課，有些青少年甚至沒有所需的眼鏡，連黑板都看不清楚。
儘管美國享受著前所未有的富裕，低收入的事實卻考驗著美國式的、宣稱勤奮工作就可解決貧困的信仰。有些人覺得工作行得通，有些人卻發現這行不通，在高要求、低薪水的工作之間來來去去，許多人只能勉強搆到官方貧窮線以上，岌岌可危的瀕臨於貧窮邊緣。那些對於富裕家庭來說可能只是有點不方便的問題──車子出了點小問題、身體微恙、孩子沒人照顧──對窮人來說卻是危機，因為這有可能讓他們的飯碗不保。他們耗盡一切，毫無存款，總是積欠帳單，銀行戶頭裡少得可憐，或是根本一無所有；因此比起那些生活更為安穩的美國人，他們得要付出更多的費用和更高的利息。就算經濟穩健，許多人還是在邊緣掙扎，永遠脫離不了現況；而經濟衰退的時候，他們向後倒滑，往絕境而去。
擺脫貧窮、遠離貧窮似乎需要完美的陣容以及天時地利的條件，先決條件包括了全副的技術、好的起薪、有升遷機會的工作，但還需要目標明確、勇敢與自尊、沒有欠下大筆債務、沒生病也沒毒癮、家庭功能健全、朋友誠實正直，還有私人或政府機構必要的協助。這一系列條件要是出現任何缺口，麻煩就會接踵而來，因為你窮，就表示你沒辦法保護自己。不如這樣比喻，假如你打四分衛，但是不要帶頭盔、不要墊肩、沒訓練沒經驗，前方是一排體重只有四十五公斤左右的隊友，弱不禁風，沒有金錢幫襯，沒受過更廣泛的世界的訓練，對於腐敗社會的威脅誘惑毫無防備，貧窮的男男女女就這麼一次又一次地遭到解雇──挨了揍，鼻青臉腫，連連慘敗。要是這種周而復始的失敗中出現了某次例外，那就會被稱做是美國夢的實現。
在文化上，美國不太確定貧窮的成因，因此也不知道該如何解決，美國神話仍然認定即使出身貧寒，人人都有機會獲得幸福。我們希望那是真的，無論真假，也很欣慰看到那些美夢成真的例子。十九世紀作家霍雷蕭．阿爾傑（Horatio Alger）的作品我們已經不再讀了，不過他的名字卻成了白手起家的同義詞，他筆下的角色都能透過勤懇工作致富，經典的移民故事依然能夠觸動美國人的心，儘管這個國家長久以來一直嫌惡著那些來到「金色大門」之外的「不幸渣滓」，就像自由女神像下方所銘刻的文字所述。
這種神話有其價值，替這個國家跟每位居民都設定了嚴苛的標準，國家必須努力，成為傳說中的機運之地，居民必須奮鬥，好好利用這些機會，這樣的理想激發了民權運動、向貧窮宣戰，還有持續不斷的追尋，想找到方法緩解富裕中依然存在的窘迫。但是美國神話也提供了怪罪的藉口，在清教徒的傳統中，努力工作不只是實際需要，也是道德要求，不努力就是道德敗壞，嚴苛的邏輯決定了冷酷的判斷：如果一個人的勤奮工作能夠帶來成功、如果工作是一種美德、如果社會上每一個人都可以藉由工作得到成功，那麼失敗的人，就是不夠努力。市場是公平的最終裁判，還有另一種截然不同的美國反神話，認為社會必須要為個人的貧窮負起大部分的責任，種族歧視和經濟富裕的階級，造成貧困社區的種種症狀，學校不好、選擇有限，貧窮的孩子被迫犯罪、吸毒，只能從事收入微薄、沒什麼未來可言的工作，個人淪為龐大力量的受害者，自己無法掌控，包括了貪婪追求利潤的企業，只會剝削勞動力。
該如何定義個人在自身貧困中所扮演的角色，已經成為社會褔利及其他社會政策中的爭論，但很少有人能夠肯定地回答，即使在具體的個案中也一樣。比起富人，窮人比較無法掌握私人的決定，更難自外於冷酷的政府機器，在這個科技與競爭的瘋狂世界裡，窮人更沒有辦法敏捷地避開重重危機，他們的個人錯誤會帶來更嚴重的後果，個人成就得卻只會得到更少的回報。個人與公眾之間的互動如此錯綜複雜，諸如就業培訓這類協助要想奏效，就必須針對個人需求量身打造才行，內容不只要包括使用電腦與操作車床這類「硬技能」，還得包括與同儕互動、樂意服從命令等「軟技能」，要能夠處理多年逆境所累積的怒氣。就業培訓人員發現，屢經失敗的人──在學校裡、戀情中、工作上──要等到明白自己有能力追求成功，才有辦法成功。要擺脫貧困，他們必須學會純熟地控制自己的情緒與雙手。
離開貧窮不是拿出護照，跨越邊境這麼簡單的事情，赤貧與安適之間有一道寬廣的爭議領土，這條通道的距離，對每個人來說都不一樣，「安穩的生活就是可以用一份薪水付清房租──不用存兩個星期的錢才付得起一個月的房租」，泰隆．皮克斯利說道。他是個年約五十歲的削瘦男人，住在華盛頓特區，來自困苦的生活，白天打零工，還吸食海洛英。他的要求特別低，「我不想靠打零工籌錢，」他直截了當地說道，「我想住得舒服點，就算只是一間十英呎平方大小的房間也好，在一個月內，我可以用薪水付清所有的帳單，我不必存什麼錢，對我來說，過得舒服不必非得要有儲蓄帳戶才行。」
在這樣富裕的國家裡，大部分人的胃口都比泰隆．皮克斯利來得大，廣告無所不在，電視幾乎永遠開著，許多美國人學會了把想要變成需要，「當你住在社會住宅裡，你媽媽領著社會救助金，如果有五、六個或者七、八個小孩一起長大，你這輩子想要的東西就數不清了；但是你卻什麼都沒有。」法蘭克．狄可森解釋著，他是一名工友，靠販毒在華盛頓獲得他過去沒能得到的東西，「你有小孩，他們想要漂亮的球鞋跟外套，帶著六、七個孩子，靠社會救助金的媽媽可沒辦法供得起，他們要怎麼樣才能得到這些東西呢？也許年紀越來越大，他們越想要得到好東西，所以唯一的辦法就是找上毒品。
因此貧窮並沒有一種適用的簡單定義，可以是絕對的貧窮──買不起基本生活必需品；也可以是相對的貧窮──負擔不起普及的生活方式。以全球或歷史的標準來看，許多美國人認定的貧窮都是奢侈的，住在鄉村的俄國人就算買不起車子，家裡沒有中央空調，也不會被認為很窮，但是住在鄉村的美國人會如此認為；越南的農夫就算只用水牛犁田、徒手灌溉，住在茅草屋裡，也不會被認為很窮，但是北卡羅萊納州的農夫會，因為他得用手採收黃瓜，一箱才賺一美元，只能住在破爛的拖車裡。這世界上大部分的窮人，都會被環繞在美國窮人周圍的公寓、電話、電視機、自來水、衣服，還有其他種種便利設施給弄得眼花撩亂，但是這並不代表窮人不窮，也不代表處於貧困邊緣的人，並不是真的站在懸崖邊上。
的確，在富有的國家裡當一名窮人，要比在貧窮的國家裡當一名窮人難受多了，因為在貧窮中求生的技能，在美國幾乎已經消失了。去河內的貧民窟看看，你會發現孩子用瓶棍和生鏽的腳踏車內圈發明了很多遊戲；然而去洛杉磯的貧民窟看看，你會發現孩子都很依賴塑膠玩具跟電子遊樂器。住在柬埔寨的時候，我兒子邁可對於家裡原本要扔掉的東西修一修就好了，這樣的獨具匠心驚嘆不已，那是我們在金邊的時候，他的電視遙控器壞了，只花了一美金就在街角找人修好了。
在美國，聯邦政府對貧窮的定義很簡單：二○一一年，有一名成人與三名孩子的家庭，年收入若是低於兩萬兩千一百一十三美元，就算貧窮。這個數字相當於一個人每年工作滿五十二周，每周四十個小時，時薪十美元又六十三分，或是比聯邦政府的最低工資多三美元又三十八分。一九九○年代之際，經濟擴展、收入提高，官方貧窮率降低，十年之內，從一九九三年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點一，降低到百分之十一點三，接著在後續的經濟衰退中微幅上升，二○○三年達到百分之十二點五，二○○六年百分之十二點三，二○一一年百分之十五點二。
不過這些數字會產生誤導，聯邦政府所界定的貧窮線，遠遠低於像樣的生活所需，因為人口統計局採用的仍然是一九六四年時，由社會安全局所設計的基本公式，之後的幾年間只經過四次略微修改。貧窮線所設定的貧窮，大約是「基本溫飽」（thrifty food basket）所需的三倍，這樣的計算得自於一九五五年的消費模式，當時一般家庭約有三分之一的收入用在食物上，時至今日，情況早已不同，一般家庭花在食物上的預算大約只有十分之一，但政府還是繼續把「基本溫飽」所需乘以三，只根據通貨膨脹調整，無視於將近半個世紀以來的生活型態急劇變化。
對每個家庭來說，貧窮的組成都是部分經濟因素、部分心理因素、部分個人因素、部分社會因素，部分過去影響、部分現在狀況，每個問題都會擴大其他的影響，全部緊緊相連。一個逆轉就會造成連鎖反應，導致結果與初衷大相逕庭。如果問題環環相扣，那麼解決方法一定也是如此，只有工作是不夠的，只有醫療保險是不夠的，只有良好的住宅是不夠的，可靠的交通運輸、謹慎的家庭收支預算、有效的養育方法、有效的學校教育，單獨達成任何一項都是不夠的，沒有哪項改變能夠獨自幫助勞工脫離貧窮邊緣，只有全面兼顧，國家才能履行其承諾。
*作者大衛‧K‧謝普勒 David K. Shipler，曾任職於《紐約時報》，於紐約、西貢、莫斯科與耶路撒冷從事新聞報導，後擔任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首席外交記者。此外，他也為《紐約客》、《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等撰寫文章。一九八三年與托馬斯‧弗里德曼獲喬治‧波爾克新聞獎，二○○一年以《受傷的靈魂》（Arab and Jew: Wounded Spirits in a Promised Land）獲普立茲獎，著有《俄羅斯：破碎的偶像，莊嚴的夢想》（Russia）、《陌生人的國度：黑白美國》（A Country of Strangers）。現為布魯金斯學會客座學者和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並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