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米養百種人」，都市居民與鄉村民眾，對於一個城市的未來，自然存有不同的政策想像。從梧棲港進入台中，首先接觸到的是「漁民」；到了潭子、豐原一帶為「農民」結構；進入山區的和平區更為「原住民」，所以光一個台中市至少就存在「三民」結構。
若再加上種族的因素，那情況會更複雜，以「新北市」為例，烏來區6197人中，有2794人為原住民；因其「原鄉」地位，依我國《地方制度法》規定，區長與區議員皆為人民直選產生，為自治的基層組織型態。但在同市的「樹林區」18萬4000人人口中，有6257人為原住民；樹林原住民人口比烏來多出2倍以上，但後者設有原住民區的自治，但前者卻不是，理由何在？
若從都市化程度來看，新北市的板橋與坪林，兩個區都隸屬直轄市，前者車水馬龍，但後者為台灣北部的茶園重鎮，不僅地形與地貌不同、產業與人文景觀更難相比擬。而迥異的地方結構，他們需要穿同一套衣服嗎？都適用相同九課室的區公所體制來對應人民的生活所需嗎？
自2010年縣市合併改制為直轄市以來，計有121鄉鎮市改制為區公所體制，常謂之319鄉鎮市，已成歷史名詞。改制的地方，其預算約為原鄉鎮市時期的4分之1，公務組織員額大幅縮編，清潔隊員改隸市政府指揮統籌，遇有特別事務，無法就近辦理，往往要到直轄市市政府才有窗口人員承辦。
在1952年的日本東京都，當時東京都知事安井誠一郎，為統一事權，以利二戰之後重建東京的工作，遂結合政界力量修改《地方自治法》，都內23區本為民選區長的自治體型態，此後改為東京都廳的「內部單位」，區長改為非民選產生，區的職權僅限於10項任務。在戰後復興的同時，民權運動也燃起，要求區自治的呼聲與日俱增；而且，非民選的區長不敢做政治決定，當時曾發生垃圾大戰，垃圾掩埋場不知設在何處，而東京都知事根本不知基層民眾的政策訴求。最後，在一連串的區長直選運動後，於1974年再度恢復區長人民直選體制；從此，區的公共職權逐年增加，扮演公共服務遞送的重要任務。
台灣地狹人稠固然沒錯，但小小3萬6000平方公里，就有100座超過3000公尺的高山；過去台灣基層政治存有黑金也是事實，但此為廉能法治無法伸張之事，當然不能因噎廢食廢掉基層民主運作；在我國的中央與縣市層級的政治，亦有黑金政治情事，那這樣要廢掉我國整體的民主制度嗎？而在2010年以來，100多個鄉鎮市改制為區後，又有多少的公共訴求，被代表以及被決定了？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解決當代民主的困境—人民議會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