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糟糕的是這麼重大的傷亡率，造成各部隊平均缺員至少30％以上，但新兵的招募作業卻是困難重重。中華民國政府雖在1939年（民國28年）2月1日就已成立【軍政部兵役署】，來負責處理兵源的徵集作業。但因為當時抗日戰爭已經爆發，再加上戶政制度仍在初建時期，因此說是徵兵，倒還不如說是－－是到處抓人來充數，以致出現各種弊端，衍生不少家庭悲劇。對執政當局及民心士氣打擊之深，由此可見，也為戰後中共建政鋪下了勝利的基礎。故總統蔣經國先生（1910～1988）曾經在江西負責過徵兵作業，他就曾親眼見過這樣的亂象：
「看了幾處接兵站，大門有槍兵把守。壯丁關在裏面的黑房裏，窗子都釘死了，門上加鎖，大小便都在裏面。出來活動，用粗繩串連著，看來比囚犯還慘。
看了有的補充團的營房，都住在青磚大房子裏，門口有槍兵把守，像一座監牢。裏面的新兵雖然沒有鎖在黑房裏，但限制分班集中在營房裏，不准走動。很少出操，更不敢把槍彈發給士兵。當官的，軍械庫和軍需品都遠在另外的房子裏。只有等正規部隊來把兵接走，那就『交兵』大吉！」這樣的抓兵方式，死亡率自然相當的高。
曾經在抗戰時擔任美國《時代》周刊駐中國通訊記者的白修德（Theodore Harold White，1915～1986）在其與賈安娜（Annalee Jacoby）合著的《中國暴風雨（Thunder Out of China；原意為【中國的雷聲】）》一書中就寫著：「……進入軍隊，通常就是一種死刑－－死在路上，死在徵兵過程中，死在野蠻的新兵訓練處及長途行軍中的人，要比進入軍中後死的人還多……」
在抗戰時擔任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會長的蔣夢麟先生（1886～1964，曾任教育部長、北京大學校長），他在1941年7月時曾經寫了一份兵役狀況的視察報告給蔣介石，蔣夢麟的報告中就有一段關於抓兵的血淚記載：
「戰事起後數年中，據紅十字會醫生經驗，四壯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是為百分之二十五。以詢之統兵大員，咸謂大致如是。若以現在之例計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據當年國民政府軍政部長兼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何應欽公佈的數字，抗戰八年全國實征壯丁約1,405萬人，照上面的比例來計算，抗戰壯丁被虐待致死與開小差的在350萬人以上。
而這些抓來的士兵，除了受到這些不人道的待遇外，平均素質、體格都相當低落，大多數都是不識字的農夫。各步兵作戰單位，不僅缺乏砲兵及交通運輸工具的支援－－只靠兩雙腿走路，甚至連砲兵的大砲也都是靠人力來運輸（可以参考：張拓蕪所著之《代馬輸卒》系列書籍；而所謂「代馬輸卒」指的就是以人代馬拉砲）。最糟糕的是基層部隊極度缺乏醫藥繃帶，官兵不論階級，一旦作戰受傷幾乎就是宣告死亡。當時的美國駐華大使高斯（Clarence E.Gauss，1887～1960）就引用蔣夢麟的報告指出：「中國當時徵來（抓來）的兵當中，100人中只有10人身體及格；當有了飯吃，經過訓練之後，這100人中也只有22人可以打仗，因此中國當時最需要的，第一是糧食、第二是醫藥、第三是領導、第四是武器裝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