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0周年之際，德國之聲記者莎佩雪（Sabine Peschel）採訪了曾因六四入獄、現旅居德國的中國作家周勍。
德國之聲：89年的春天，有一個很大的抗議活動震動了中國。你那個時候24歲，在西安，自己也參加了這個運動。在你看來，這個運動是一個民主運動，學生運動，為了好一點生活條件的抗議，還是要得到更大的個人自由的抗議？
周勍：我覺得這個應該分不同層面來談。學生基本上就還是五四運動、一二九運動、所謂愛國運動的那一種傳統下來。跟共產黨的學生運動、愛國情結一脈相承。他們當時覺得胡耀邦是一個愛惜知識分子的一個官員。他死了大家情緒會起來。另外，所謂的"官倒"是他們主要反對的對象。
另外一部分，就是社會上其他民眾的介入，工人、農民、各階層的介入，這個是對當時改革中出現──88年開始"價格雙軌制"、物價飛漲，然後出現社會問題的不滿情緒的表達。
還有另外極少的一部分人，就是真正所謂要借這個機會來在中國推行民主自由、追求普世價值的一批人。應該是這樣。
德國之聲：請你再具體說一下，他們在運動中提了什麼要求？
周勍：就這個問題我還可以補充一下，那就是有一個誤區，認為89年就是以天安門為中心。其實不是。中國200多個城市都介入了。而且除了北京之外，可能厲害的地方就是西安、長沙、成都和上海。
德國之聲：你參加了這個運動。你自己被抓了，被囚禁了差不多三年，在很殘酷的條件下。你那個時候很年輕。是什麼給你力量，讓你一直頑強、寧死不屈？
周勍：也談不上寧死不屈。人就是這樣，有一句老話說得非常好：人只有享不了的福，沒有受不了的罪。比如說，甜的好吃，糖尿病人就不能吃。辣的好吃，好多人就吃不了。但是，受罪，每個人都能受得下去。如果說，能給我力量、或者說我介入一直到現在有比較堅定或有耐力的話，就是讀書給了我這樣的力量。
德國之聲：但是監獄裡沒辦法讀書……
周勍：這是得益於80年代整個這個過程中比較自由開放的一段時間，出版大量的一些西方經典著作，也包括一些東歐抵抗運動的東西的出版。這個中間讓我們既學到了、知道了外部世界是有一個完全不同於我們的東西、一個社會體系的存在。更重要的是，我們也學會了一些抵抗的方法。這個是非常重要。而80年代──共產黨當時可能還沒顧上──所謂上層"神仙打架、小鬼好活"，出版業管制並不嚴。1980年代出版的書，現在在中國你要出版出來就是禁書。所以，那個時代出了很多非常好的書。這是大家評價六四運動的時候，忽視了的一個東西，就是1980年代西方（經典著作）的出版引進給大家精神的滋養和支持。
德國之聲：你出獄了之後，你還很長時間待在中國，當一個記者和作家。目前你生活在柏林，當作家和紀錄片導演。你能不能回中國呢？
周勍：我能回去。因為我拿的是中國護照。 （相關報導： 六四30年》隔年「野百合學運」爆發 曾建元：目睹天安門悲劇，台灣領導人避免重蹈覆轍 ｜ 更多文章 ）
德國之聲：好的。民主運動的失敗現在過去30年了。那個時候，天安門事件震動了全世界。今天在中國說六四，跟年輕人說六四，年輕人只把它當成一個日期而已嗎？
周勍：這個我覺得就是，有一句話講得很好：誰掌握了過去，誰就掌握未來。關於記憶，是中共當局和民間現在爭搶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制高點。中共當局一直在想把六四這件事掩蓋過去，就和把文革、反右甚至更早的延安整風運動什麼的都掩蓋過去一樣。掩蓋過去是加強它的政權的合法性，執政可以持續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