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雅各直到八十幾歲依然思緒清楚，她過人的才智與她在紐約市的經驗，產生許多深刻的先見之明。一九五○年代，她清楚看出城市更新的愚蠢，這些更新計畫打算以巨大而孤立於市街之外的高樓來取代功能良好的社區。珍·雅各反對既有的城市計畫思維，這些計畫想創造單一功能的鄰里，而珍·雅各支持多元發展。一九六○年代，她領悟到城市在傳播知識與觀念，以及創造經濟成長上扮演的角色。一九七○年代，她了解城市其實比充滿綠意的郊區對環境更有利。她的洞察力來自於她是一名極具天賦的觀察者，而她生活與工作的地方又在紐約。她的知識來自於她以步行的方式巡迴街頭，而且張大了眼睛仔細觀察，這種方式至今仍是了解城市運作的最佳途徑。
珍·雅各反對城市更新，這種立場使她極為厭惡高層建築。在《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中，她認為城市社區要繁榮，每英畝必須居住一百到兩百個家戶。城市裡每英畝至少要住有一百個家戶才能產生足夠的交通流量來維持餐廳與商店的活力。她也認為每英畝兩百個家戶是個「危險信號」；一旦社區密度超過這個臨界數字，就可能喪失活力死氣沉沉。曼哈頓典型的公寓，例如我成長時期居住的地方，樓地板面積大約一千三百平方英尺。如果每英畝要容納兩百個家戶，則建築物必須要有六層樓高，這約略等同於電梯時代來臨前公寓的標準高度。
珍·雅各也許很了解自己生活的低矮社區的好處，但我們不確定她是否了解高層建築的活力所在。曼哈頓高聳社區的一樓店面如果能有充足的活動，則這個地區並不會像珍·雅各所說的那樣死氣沉沉。高層社區也可以有許多有趣的商店與餐廳。每英畝三百或三百以上的家戶，這樣的密度或許不是每個人都能接受，但人口的多樣性會產生各種生活需求，而有些人的確想住在高層建築裡。珍·雅各個人偏好格林威治村風格的社區，這一點不難理解，我也喜歡格林威治村，但個人的喜好並不能做為公共政策的基礎。由政府發號施令推動單一風格的城市主義，就跟政府強制推行單一風格的文學一樣不合理。
珍·雅各想保護老建築物，但她的經濟推論似乎出現了混淆。她認為保留老舊低矮的建築物，可以壓低房價，使剛開始創業的企業家可以負擔。然而這種說法顯然違背了供需法則。保留老舊的單層房屋而不讓它改建為四十層高的大樓並不能壓抑房價。事實上，反對興建新大樓必定會造成人口稠密地區房價居高不下。房屋供給量增加，幾乎總能讓房價下跌，相反地，限制房地產供給只會讓房價攀高。
房屋供給與房價的關係不僅僅是經濟理論的問題。空間供給與房地產成本之間的關係其實相當複雜多樣。但簡單地說，房價高的地方建物稀少，而大興土木的地方房價不會太貴。有幾篇報告顯示，新建物能降低房價，而限制建設的地區房價提高。其中一篇論文很聰明地以建築的自然障礙，如丘陵地來說明，地形崎嶇的地方比較少有新的建物，因此房價偏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