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石油危機讓凱因斯模型失靈，霍爾與伍德福重振各國的穩定政策

瑞典皇家科學院12日宣布，202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由史丹佛大學的羅伯特・霍爾（Robert E. Hall）與哥倫比亞大學的麥可・伍德福（Michael Woodford）共同獲得，兩人平分1200萬瑞典克朗獎金。官方獲獎理由是「總體經濟穩定的微觀經濟基礎」（microeconomic foundations of macroeconomic stabilisation）。簡單說，兩人的研究讓政府與央行在調控景氣時，有了從個人與企業行為出發的分析框架，能讓經濟的高低起伏更平緩。

景氣有上有下，衰退時失業增加，過熱時物價上漲。穩定政策的基本想法可追溯至約一世紀前的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總需求（大家想買的量）不會自動與經濟能生產的量相符。需求太低時，政府與央行應降息或增加支出來刺激；需求太高時，則應反向操作，為經濟降溫。

問題出在1970年代的石油危機。當時的傳統凱因斯模型失靈。過去大家以為失業高時物價會降，但1970年代兩者同時上升，政策因此陷入兩難；所得與消費的關係也不如預期穩定。刺激措施在錯誤的時間出手，帶來多年的低成長與高通膨，許多人因此認為穩定政策弊大於利。

諾獎委員會指出，癥結在於這些模型，是拿物價、失業、消費等總數的歷史規律來推估，沒有考慮個人與企業會因政策改變而調整做法。199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小羅伯特・盧卡斯（Robert E. Lucas, Jr.）主張，模型必須建立在微觀基礎之上，也就是先理解個別家庭與企業的行為，再加總成整體經濟。通膨取決於成千上萬家企業的定價決策，整體消費則取決於數以百萬計家庭的決定。

家庭對未來所得的想法無法直接觀察，過去研究者找了許多指標來預測消費，都沒有成功。霍爾換了個思路：消費的多寡，最能反映人們對未來的看法。預期只有在出現新資訊時才會改變，而新資訊本來就無法事先預測，因此消費的變動理論上也應無法預測。研究者因此不必再找預測指標，只要看消費的變化能不能提前被猜中就好。

霍爾1978年發表的論文提出這個想法，檢驗結果大致符合理論，在研究者之間被視為重要突破。1982年，霍爾與米什金（Frederic Mishkin）利用多戶家庭的微觀資料，發現約八成家庭的消費決策符合理論，其餘約兩成則過著「手頭拮据」（hand-to-mouth）的生活，把收入幾乎全數花光。這個比例會隨時間與國家而變，但可以估計。 （相關報導： 2026諾貝爾和平獎》與川普無關！南非法官納薇皮萊榮獲桂冠，感謝她捍衛國際法治 ｜ 更多文章 ）

伍德福在2003年出版一本專書，書名為 Interest and Prices: Foundations of a Theory of Monetary Policy，建立了完整的新凱因斯總體模型。模型由三條方程式構成，成為之後各種新凱因斯模型的原型。這個模型的功能像是政策制定者的實驗室，可以回答：利率降低後，GDP與通膨會怎麼變？在某個經濟情勢下，利率該升多少才能穩住通膨？

模型的第一部分描述消費，承襲霍爾的結論：消費取決於家庭對未來所得的預期，也取決於利率。利率低於「中性利率」（neutral rate）時，存錢的報酬變少，今天的消費會比未來更划算，因而受到刺激；利率處於中性水準時，既不刺激也不抑制。中性利率的概念由瑞典經濟學家魏克塞爾（Knut Wicksell）在19世紀末提出。伍德福受其啟發，指出央行能靠調整利率來影響經濟活動，不必靠控制貨幣數量。

模型的第二部分描述物價。企業不會隨時調價，因為調價成本高，所以價格具有「黏性」（sticky）。這使需求在經濟中特別重要：需求下降而價格不跟著下降時，供給就會過剩，進而引發經濟衰退。企業定價時也必須看未來，若預期競爭對手與自身成本會上升，就會把價格定得更高，因此企業的決策同樣受預期影響。

因為企業看的是未來，央行對未來利率的預期就很重要。央行是否可信、是否透明，因此成為關鍵；清楚說明政策理由與計畫，已成為央行運作的核心，這是傳統凱因斯模型沒有的觀念。

模型的第三部分，講的是央行怎麼決定利率。簡單來說，央行主要看兩件事：物價漲得快不快，以及經濟是太熱還是太冷。

判斷經濟冷熱的指標叫做「產出缺口」（output gap）。如果實際生產的量，超過經濟在正常狀態下能生產的量，就是太熱；低於這個量，就是太冷。太熱時，物價容易往上漲；太冷時，物價容易往下掉。

所以央行的規則很直接：物價太高，或經濟太熱，就升息降溫；經濟太冷，就降息打氣。伍德福的模型，就是把這個規則寫得更精確。

自然產出水準也會改變，例如能源價格暴漲、供應鏈中斷，都會使經濟的生產能力突然下降，這稱為「供給衝擊」。若產出能力下降，而企業沒有充分調價，需求沒有增加，但產出變少、供給跟不上，缺口因此轉為正值，通膨隨之上升。伍德福的模型因此會建議升息等降溫措施，這與傳統凱因斯模型的建議不同。諾獎委員會認為，正因為有這個洞見，各國近年面對供給衝擊時，比1970年代更有效地應對。

新凱因斯模型如今已被各國央行與財政部採用，瑞典央行也依瑞典經濟情況建立了自己的版本。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時，新框架幫助決策者分析局勢，也帶來新的政策工具，其中一項便是「前瞻指引」（forward guidance）。

前瞻指引的做法是，央行提前告訴大家，利率會在未來一段時間維持在低檔。即使今天利率已接近零、無法再降，只要市場相信低利率會持續，大眾就會預期未來借錢便宜、物價不會太快上漲。於是人們會提早增加支出，等於間接刺激經濟。這種做法在利率接近零的時期被廣泛採用，美國的零利率時期一般認為是2008年至2015年。

此外，價格黏性多半是人為假設，沒有從更基本的原因推導出來。物價大幅上漲時，企業可能更頻繁調價，模型未必能掌握。另一個被學界討論的問題是「前瞻指引之謎」（forward guidance puzzle）：模型預測，遙遠未來的利率宣布卻會對今天的需求產生不合理的強大效果，至今沒有共識解答。

另外，模型多以線性化方法求解，可能忽略利率難以降到明顯負值的「零利率下限」（zero lower bound）等非線性現象。模型還假設大眾的通膨預期穩定地錨定在央行目標附近，但遇到突發戰爭、疫情或政治衝擊等「黑天鵝」事件，大眾預期如何改變，目前的框架難以完整掌握。

諾獎委員會總結認為，霍爾與伍德福的研究讓學界更能理解景氣衰退與繁榮的成因，也讓各國更能應對疫情與近年的能源危機。委員會特別指出，衰退與高通膨並未消失，但持續時間比過去短；也很難百分之百證明戰後景氣復甦較快全然歸功於穩定政策，不過學界普遍認為，它扮演了重要角色。 （相關報導： 2026諾貝爾和平獎》與川普無關！南非法官納薇皮萊榮獲桂冠，感謝她捍衛國際法治 ｜ 更多文章 ）

委員會主席約翰・哈斯勒（John Hassler）表示：「這兩位得主的研究，為各國央行與政府目前使用的模型提供了穩定的理論基礎。有了這些模型，我們更能應對能源危機或家庭消費突然變化等衝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