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石油危機讓凱因斯模型失靈，霍爾與伍德福重振各國的穩定政策

瑞典皇家科學院12日宣布，202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由史丹佛大學的羅伯特・霍爾（Robert E. Hall）與哥倫比亞大學的麥可・伍德福（Michael Woodford）共同獲得，兩人平分1200萬瑞典克朗獎金。官方獲獎理由是「總體經濟穩定的微觀經濟基礎」（microeconomic foundations of macroeconomic stabilisation），兩人的研究改變了穩定政策的理論基礎，讓各國央行與財政部能以新凱因斯模型分析景氣循環。

諾獎委員會的科普說明指出，穩定政策的基本想法可追溯至約一世紀前的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家庭與企業的總需求不會自動與經濟的產出能力相符。需求過低時出現高失業與低成長，需求過高時經濟過熱、通膨上升。因此，政府與央行應在景氣低迷時刺激需求、增加財政赤字，在景氣過熱時則反向操作。

問題是，1970年代的石油危機讓凱因斯的傳統模型失靈：通膨在失業上升時仍然升高，所得與消費之間的關係也不如預期穩定。刺激措施在錯誤的時間出手，帶來多年的低成長與高通膨。許多人因此認為凱因斯的穩定政策弊大於利，應當被時代淘汰。但諾獎委員會指出，當時的問題在於模型依賴總體變數之間穩定的統計關聯。199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小羅伯特・盧卡斯（Robert E. Lucas, Jr.）主張，模型必須建立在微觀基礎之上，也就是從個別家庭與企業的行為出發，再加總成整體經濟。

霍爾與伍德福的貢獻，正是不再以總體變數之間的統計關聯建立模型，而是從個別家庭與企業的行為推導整體經濟的變化。兩人模型的關鍵設定是，家庭與企業在決定儲蓄或商品價格時具有前瞻性。政府與央行若公開說明政策計畫，可能影響民眾對未來的判斷，進而引導經濟走向。

諾獎委員會主席約翰・哈斯勒（John Hassler）表示，兩人的研究為各國央行與政府目前使用的模型提供了穩定的理論基礎，決策者因此更能應對能源危機或家庭消費突然變化等衝擊。

家庭對未來所得的預期無法直接觀察，過去也沒有人找到能預測消費的指標。霍爾提出新的研究方向：如果消費取決於對未來所得的預期，那麼消費決策本身就是預期的最佳指標。既然新資訊無法事先預測，消費的變動理論上也應無法預測，因此研究者應當檢驗「消費的變動無法被預測」這個假說。

霍爾1978年發表的論文提出了這項想法，堪稱研究上的一次頓悟時刻。1982年，霍爾與米什金（Frederic Mishkin）利用微觀資料發現，大約八成家庭的消費決策符合理論，其餘家庭則是即期消費。這個比例會隨時間與國家而變，但可以估計。 （相關報導： 2026諾貝爾和平獎》與川普無關！南非法官納薇皮萊榮獲桂冠，感謝她捍衛國際法治 ｜ 更多文章 ）

伍德福在2003年出版的《利息與價格：貨幣政策理論的基礎》（Interest and Prices: Foundations of a Theory of Monetary Polic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中，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新凱因斯總體模型。模型由三條方程式構成，成為之後新凱因斯模型的原型，企圖回答降低利率會讓GDP與通膨如何變化，以及在特定經濟情勢下，利率應該調升多少才能穩定通膨。

伍德福模型的消費部分融入了霍爾的結論：消費取決於家庭對未來所得的預期，也取決於利率。利率低於中性（自然）利率時，消費會被刺激；高於時則受抑制。中性利率概念由瑞典經濟學家魏克塞爾（Knut Wicksell）在19世紀末提出，伍德福受其啟發，指出央行可以透過調整利率影響經濟活動，而不必依靠貨幣供給量。

價格部分的設定是，企業不會隨時調整價格，因此價格具有黏性。企業定價時也必須前瞻，因為它們會考量未來的成本與競爭者的價格，因此企業的決策同樣受預期影響。這使得央行的可信度與透明度成為重要條件，清楚且可信地溝通政策意圖，已成為央行運作的核心。

此外，伍德福提出「產出缺口」（output gap）的概念，用來衡量經濟中的需求壓力。能源價格上漲後，經濟能生產的量變少了，但需求沒有同步降低，就會出現供不應求，通膨因此可能隨之上升。與傳統凱因斯模型不同，伍德福的模型會建議升息等抑制措施，以避免通膨失控。諾獎委員會認為，這使近年供給衝擊的應對比1970年代有效得多。 （相關報導： 2026諾貝爾和平獎》與川普無關！南非法官納薇皮萊榮獲桂冠，感謝她捍衛國際法治 ｜ 更多文章 ）

諾獎委員會指出，新凱因斯模型如今已被各國財政部與央行採用，瑞典央行也針對瑞典情況調整過模型。委員會認為，在疫情與近年能源危機中，這些研究讓決策者能更有效地處理總體經濟的危機，讓這些危機對成長與通膨的長期影響比1970年代更小。但諾獎委員會也強調，衰退與高通膨並未真的消失，只是持續時間較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