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別讓修法淪為避險治理的遮羞布─從律師遭摑事件談臺灣修法與治理的混淆

日前臺中地方法院發生律師在院內遭掌摑事件，引發社會譁然。對於司法場域出現暴力，社會的憤怒可以理解；而立法者主張加重刑責、推動修法，也是一種合乎職責的回應方式。然而，若討論僅止於此，恐怕不僅無法觸及核心，更可能陷入臺灣傳統的治理陷阱。

這起事件之所以引發關注，是因為暴力發生在一個本應高度有序、受國家公權力保護的場域之中。當風險出現在這樣的空間，我們期待的是制度能即時發揮作用，而不是事後才靠法條來追訴。與其只討論「如何處罰」，更值得追問的是：事件發生當下的那一刻，現場人員是否清楚處理的標準流程並獲有相符的處置權限？這屬於制度的實質運作，而非單純的立法邏輯。

在公共政策的回應過程中，立法具有高度可見性。條文的修訂、刑責的調整，能快速傳達「政府正在行動」的訊號。然而，意外往往不是源自規範的不足。加重罰則後，是否有人追蹤檢討修法有無打中問題根源？這更令人懷疑臺灣真正缺乏的，是制度運作所依賴的要素——例如現場處置標準是否一致、第一線人員是否具備明確授權、相關訓練是否系統化。

更深層的擔憂在於，若我們將本質上屬於執行面的問題，僅視為修法不足，或者認為只要透過立法就能解決，這往往不會激發勇於任事的勇氣，反而可能加劇基層的「避險文化」。

當法警或第一線執行人員發現，法律雖嚴，但處置標準模糊，導致無論採取行動或是保持安撫，其結果是被嘉獎還是處分，最終都取決於長官的意志或輿論的風向時，最理性的選擇往往就是「極致的保守」。這種「自保重於實事」的官僚陋習，極可能因修法帶來的法律不確定性與課責壓力而更形惡化。最終，基層人員動輒得咎，只能將判斷權上繳給長官，讓法治在關鍵時刻萎縮成一種人治的裁量。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立法不重要。刑責具有其規範與嚇阻功能，必要時進行檢討本屬應有之義。但若制度未能提供清晰、可預期且具備保護力的執法標準或行動準則，這無異於要求執行者在資訊模糊的戰場上孤軍奮戰。

法治社會的成熟，不僅體現在法律條文的完備，更體現在制度是否能在關鍵時刻發揮作用。在此次事件之後，我們或許應盤點制度運作的環節，強化第一線人員即時制止的授權依據，並建立能支撐執行者敢於作為的制度後盾。

面對每一次公共事件，我們應思考：「修法究竟是彰顯政府行動，還是能真正改善現場安全？」這不只是司法議題——教育、交通等跨領域的公共治理也常落入同樣窠臼：表面看似進步的制度或規範，若缺乏落實與問責機制，最終往往鼓勵平庸、無法避免憾事重演。唯有正視權責平衡、建立可預期的問責文化，制度才能在關鍵時刻發揮其應有的保護力量，讓法律不只是條文，而是真正守護安全的實際機制。

​＊作者為制度研究者，長期關注憲政體制、兩岸關係與地緣政治賽局，主張以現實主義視角守護臺灣最大利益。​ （相關報導： 最扯法官周靜妮遭撤職！逼少年「下跪掌摑23次」保護令延宕未審釀二次危害 ｜ 更多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