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 專屬文章 沈旭暉專欄：人權高於主權論2.0─甚麼是「R2P」？

伊朗再度爆發大規模群眾示威，我們訪問了的流亡伊朗知識份子，多次提及「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R2P）這個概念，不少伊朗人都覺得國際社會有責任介入，也應該介入。畢竟面對強權，除非出現內部倒戈，否則沒有國際力量，要變天從來不容易。然而這類問題很棘手，因為 R2P既不是單純的道德口號，也不是一把能直接打開「出兵」大門的法律鑰匙。它同時牽涉國際法（尤其是武力使用規則）、聯合國政治（特別是安理會否決權）、以及現實層面的種種計算，很難單純一句「R2P」，美軍就會從天而降。

R2P（保護責任）是冷戰後，國際社會反覆遭遇的道德與政治困境中，逐漸成形的規範框架，去回應以下問題：當一國境內發生大規模屠殺、或系統性迫害，外界究竟該不該介入？若介入，是否會侵蝕主權、並被強權挪用為干預工具？但若不介入，又如何面對「眼睜睜看著暴行發生」的失敗與羞辱？

這種張力，在 1990年代尤其尖銳。當時盧安達、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的大屠殺相繼出現，凸顯國際社會的保護失能，而科索沃問題上北約的介入，又引發對「人權是否高於主權」的激烈爭論。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R2P的核心主張逐步清晰：討論的重心不應是強國擁有多少「介入的權利」，而應更進一步，討論國際社會對受威脅人口是否負有「保護的義務」。

這套思路在 2001年「國際干預與國家主權委員會」（ICISS）報告中獲得系統化表述。該報告提出關鍵轉向：主權不只是對領土與人民的控制（control），更意味著對人民安全的責任（responsibility）。因此，保護人民免於最嚴重的大規模暴行，首先是主權國家的基本義務；但當一個國家政權不願、或無法履行這項義務，甚至本身成為加害者時，保護責任則可能向外轉移，成為更廣泛國際社會的集體責任。

這就是 R2P希望確立的規範邏輯：從「干預權」，走向更具普遍性的「保護責任」。

R2P不是針對所有人權侵害，也不是針對所有獨裁或鎮壓，它被設計成「窄門檻」，只聚焦於四類最嚴重的暴行（常被稱為「大規模暴行罪行」）：

●種族滅絕（genocide）

●戰爭罪（war crimes）

●種族清洗（ethnic cleansing）

●危害人類罪／反人類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

這個窄門檻的重要性在於：它同時提高了啟動 R2P的正當性，但也限制了濫用空間，以免一些其實明顯在侵犯人權的國家，可以通過 R2P之名，去進行實質上的侵略。換句話說，僅僅「鎮壓抗議」，未必會自動落入 R2P的框架，還要看鎮壓是否達到上述罪行的要件。而就此又延伸出R2P的「三大支柱」：

●第一支柱：國家保護其人民免於以上四大罪行

●第二支柱：國際社會協助各國履行這項責任的責任

●第三支柱：若一國明顯失職，國際社會應及時且果斷行動——先從和平手段開始，必要時，再升級到依《聯合國憲章》授權的強制措施

回到伊朗示威的討論。R2P能否被觸發，取決於伊朗政權的國家行為，是否已經被合理地視為牽涉到種族滅絕、戰爭罪、種族清洗或危害人類罪。在伊朗抗議情境中，最常被討論的類別是危害人類罪，因為它可能涵蓋政權對平民的「廣泛或系統性攻擊」（包括殺害、監禁、酷刑、迫害與其他不人道行為），而且即使不在傳統武裝衝突中出現，也可能成立。

如果伊朗鎮壓已達到危害人類罪等「四大罪行」門檻，那麼伊朗人民以 R2P理論框架，要求國際社會「不能旁觀」，或能合理化一系列外交、法律、制裁、人道與資訊支援措施。然而這依然會出現大量國際法爭議，也不代表可以水到渠成：一來很多國家不接受R2P原則，二來對伊朗國內情況有不同理解和演繹，三來就算是覺得有責任「Protect」的國家，也必然要先照顧自身國內民情、利益。但 R2P並非沒有案例可援引，例如十多年前的阿拉伯之春，利比亞、敘利亞等內戰被西方國家介入，某程度上，也是通過 R2P去保護平民，只是效果未如理想，令類似軍事行動要再出現，反而會更謹慎。 （相關報導： 楊艾俐專欄：伊朗—時間是一種政治力量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香港國際關係學者，現職台灣國立中山大學台港國際研究中心專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