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臺韓專家學者及社會菁英所敏感察覺的，主要是看到世界金融海嘯危機爆發以來，臺韓兩國都採取「低利率政策」「財政撙節政策」「資產投資傾斜性」「貨幣量寬政策」，兩國的經濟成長遲滯鈍化情況，似與日本失落經濟無異，乃有臺韓步武日本之論述產生。
更應該正視非經濟肇致變數的衝擊
可以說，導致日本失落三十年的三個關鍵，都屬於是「（宏觀）總體經濟」（macro economy） 變數出岔錯所導致的。
如果就此一方面的觀察，無論臺灣或南韓經濟社會現狀，其實都還達不到當時日本所企及「經濟泡沫化」的程度與水準，以此條件樣態，還夠不上會肇致「日本失落三十年」的那般經濟危機。
但是，若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來省察，「日本失落三十年」背後的非經濟肇致變數，則映現出：臺灣會淪陷於「日本式失落三十年」困頓的可能性，已然遠超過南韓可能性。
究其根柢，「日本失落三十年」的背後，除了金融經濟政策失誤之外，經社政治體制變數的衝擊作用力更具有莫大的關鍵性；也就是說，量寬政策以外的兩個重要內在政治社會因素的作祟，更是足以與「低利率政策」等量齊觀的重大變數。
內閣不安定最容易招致「國家社會大失落」
第一個稱得上首要變數的是「日本內閣的不安定」：自中曾根康弘內閣（1982 – 1987）之後除了小泉純一郎（2001年4月26日－2006年9月26日） 是1987年中曾根康弘卸任後所歷經過的賡續十二屆日本內閣更迭中，唯一在職時間超過五年的最長任日本首相外，其他十一位首相，竟然再也沒有一個任期超過一年半的，多數僅勉強維持個一年時間，甚至於有多位祇在位兩個月的首相。
日本內閣的頻繁更變，造成政府政策頻頻折斷零碎，不賡續，也無法永續，致使日本經濟社會漂浮不定，投資營運環境條件因此大大惡劣化；事實上，從國際政經制度演進經驗過程中，可以肯定歸納發現的，任何國家政府的內閣，或核心執政團隊的結構成員，倘若無法長期久任，而迭迭出現瞬息更變不居情況，是最容易肇致一個國家經濟失落、碎片化、泡沫化的重要背景因素；
第二個稱得上「日本失落三十年」的重大變數是，自從1980年代中期之後，日本型的少子化（出生率銳減劇降）與超高齡化（65歲以上人口比率超過了16%） 社會過度成熟問題，更是造成整個日本經濟社會可適用勞動力人口大銳減，產業經濟部門的人才人力空洞化，而致整體國家制度性毀壞與萎縮衰敗，當然也是「日本失落三十年」的重要肇致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