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同列是亞洲四小龍典範的臺灣與南韓，近年竟相繼出現經濟社會「泡沫化現象」，這一現象是不是正意味，很有可能步上日本後塵，都會淪陷到「失落三十年」（ Lost Decades ） 的經濟泥沼渦漩中呢？
日本型的經濟腫瘤病症
究竟臺灣與南韓會不會像日本經濟一樣失落三十年？的確是晚近亞洲區域經濟發展的一個引人矚目議題。
長期關注臺灣政經發展情境與臺灣前途未來可能處遇的國際觀察家，都很清楚察覺到，自從李扁鎖國政策之後，臺灣已經足足歷經了二十多個年頭的頹退衰敗格局，以致不免有越來越多評斷認為，臺灣確然極有可能已經罹患上了「失落三十年」的經濟腫瘤病症。
正當最近南韓社會普遍擔憂後朴槿惠時代的韓國經濟，很可能出現日本型失落三十年危機時刻，卻也看到了近二十多年的臺灣經濟，祇見萎退緊縮不見提振起甦，產業經濟部門更見日益顯然的空洞化大趨勢，以至於有越來越多第三者觀察家及產業企業家領袖，直指臺灣之必然，甚至是已然，亦步亦趨地邁進1980年代日本經濟社會後塵，也同樣就要嚴重陷入「失落三十年」的沼泥漩渦。
失落三十年的經驗歷程怎一回事？
究竟「日本失落三十年」的實情與背後驅動的肇致因素是什麼？其經驗樣態與歷程糾葛轉變情形，會否在臺灣與南韓重新倒帶複製復刻而從頭再來一個輪迴？事實上，這也正是許多亞洲專家、跨國智庫觀察家，以及臺灣與南韓的諸多關注國家前景未來走勢的眾多知識份子與民眾百姓所共同矚目的盛事。
日本失落三十年的肇致原因，很大多數分析認為，1986年美國強壓之下簽訂的《廣場協議》（Plaza Accord）扮演了最關鍵的，也是唯一的角色，因為《廣場協議》逼迫日圓疾速倍升，敗壞了日本經濟社會。
日本經濟自1965年正式邁步起飛，快速遞升成長，到1978年經濟量體已超越了蘇聯，整個1980年代，日本就一直高踞為僅次於美國的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親身經歷了經濟起飛之後的短時間快速竄升之勢；但1985年《廣場協議》之後，開始逐漸演化成為緩慢成長、停滯成長乃至嚴重衰退，洎至1990年代中期，復再經歷「貨幣快速貶值」（時稱「拋售日本」）時期的衝擊，日本經濟乃遂此一蹶不振，尤其在1980年代後期到1990年代初期的4年3個月時間，被世人視為日本戰後僅次於1960年代後期「經濟高速發展」的再一次大發展時期，卻因為所謂《廣場協議》效應衝擊，竟肇致「經濟泡沫化」現象；日本「泡沫經濟」的正式破裂、崩盤，終致即使再有二十餘年困頓奮鬥都無法恢復元氣。
《廣場協議》肇致G5匯率大震盪
當時，因美元匯率過高衍生大規模貿易赤字而陷入困境的美國，竟強制要求世界資本主義五大經濟強國G5（美國、日本、西德、英國和法國）其他四國以發表共同聲明方式，介入全球匯率市場。因此1985年9月22日在紐約廣場飯店達成《廣場協議》，目的在聯合干預外匯市場，促使美元對日圓及德國馬克等主要貨幣能夠同時更有秩序性下調，用以實質解決美國巨額貿易赤字問題，從而遂意讓日圓大幅升值；此後，日圓賡續暴升。
而同一時間，即《廣場協議》完簽之後，美國、日本、聯邦德國、法國以及英國五國，開始著手聯合干預外匯市場，介入國際外匯市場大量拋售美元，繼而形成市場投資者的跟進拋售狂潮，導致美元持續大幅度貶值，也埋下了世界性資產市場大夯熱的種子。
1985年9月，美元兌日圓在1美元兌250日圓上下波動，《廣場協議》完簽之後不到3個月時間，日圓兌美元迅速升值到1美元兌200日圓左右，升幅20%，一年後，更加速勁升到1美元兌120日圓。
至於其他主要貨幣對美元的升值幅度，1988年與1985年相比，大約分別為：日圓86.1%、德國馬克70.5%、法國法郎50.8%、義大利里拉46.7%、英國英鎊37.2%、加拿大元近11%，當然對國際經濟情勢的確產生了全面性衝擊。
G7《羅浮宮協議》削減財政赤字及降低利率才是真關鍵
不過，《廣場協議》並未達成美國預期效果，日圓、馬克雖持續升值，但美國出口卻未大幅增高，貿易赤字卻繼續擴大；尤其經過20年檢視，對美國經濟改善助益非常之小。
因此，G5《廣場協議》的5個成員國美國、日本、聯邦德國、法國以及英國，更加上加拿大及義大利的七國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於1987年再度聚首法國羅浮宮，重新檢討《廣場協議》後續對國際經濟的影響，會議討論結果指出以美元貶值無法消除貿易赤字，認為美國經濟問題的癥結，其實是出於自身巨額的財政赤字；這七大主要工業國家政府乃於1987年2月決議完簽《羅浮宮協議》取代《廣場協議》，但義大利最終不參與簽署。
因此，G7《羅浮宮協議》經此修正不再硬性強迫日圓、馬克升值，倒是要求美國政府應該自行擬定國內經濟政策來挽救經濟。
依G7《羅浮宮協議》，法國同意削減相當於GDP百分之一的預算赤字和同樣數目的企業稅收及個人稅負，日本同意減少貿易盈餘和降低利率，英國同意減少公共開支和減稅，德國以其為歐洲經濟的主導經濟體成為G7協議的主要攻擊目標，德國同意減少公共開支、削減企業稅及個人稅並保持低利率。美國則同意在1988年把財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從1987年預估值的3.9%降到2.3%，在1988年減少政府開支一個百分點及保持低利率。
「撙節財政」（austerity fiscal policy）及「低利率」（cheap money policy）政策的並轡而行，正是孕育廿一世紀第一世代爆發「世界金融海嘯危機」的溫床環境條件。
日圓升值不是泡沫經濟元凶
依G5《廣場協議》日本藉由日圓大升值而囿限了對外出口規模；而在《廣場協議》後十年，美元兌日圓從1：240短短三年間暴升至1：120。為了抵銷日圓大幅升值衝擊效應，日本政府採取了超級雙重的「質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來因應，引爆了後來泡沫經濟破滅。
直到今天，仍有不少學者認為1987年G5《廣場協議》，是日本「失落三十年」遠因；因為日本是個高度出口導向國家，日圓升值對其出口產業衝擊極大，為了平衡出口損失，日本政府祇好採取「放鬆銀根」的貨幣政策來刺激國內景氣，但反而促使熱錢進入股市、房地產等資產市場，終致經濟泡沫破滅，讓日本經濟就此步入大衰退期。
日本社會資金之所以大規模流向資產市場，實乃因為日圓匯率的劇烈變動，政府手上持有由美國國債組成的資產，發生了嚴重帳面虧損，因此大量資金為了躲避匯率風險，自然流進日本國內市場；而且在當時，為了補貼受到日圓升值而嚴重受打擊的出口產業，日本政府開始實行量化寬鬆政策，市場利率劇降下滑，於是產生過剩的社會流通資金。
另外，當時還有兩個重要背景因素促成了如此局面的發生：其一，自從1970年代後期，日本銀行普遍困惱於對優良製造業企業的融資案件，乃轉為傾向於無附加產值的不動產、零售業、個人住宅等融資；其二是，1980年代以來，全球性通貨緊縮形成了資金集中在股票市場的漲升獲利大空間。
臺灣南韓同樣也有「日本型經濟泡沫化」現象？
至於因此肇致日本泡沫經濟成為一次重大國家級大魔難，其形成原因，長久以來一直都有兩種針鋒相對的觀點，咎因到底這是貨幣政策病症還是利率政策病症之爭議：
一方論點認為「日圓升值」是經濟泡沫形成的主要原因：日圓升值導致整體出口下降，日本政府被迫必須採取低利率政策，直接引起貨幣寬鬆，導致「日本經濟泡沫化」；另一方論點則認為，日圓升值不是肇致日本經濟泡沫的主要原因，「低利率政策」才是：降低利率對國內基本消費需求沒有刺激作用，卻對於市場投機，特別是投資房地產行為，發動了極大的促進作用，當時採取這樣的政策，本身就是以虛假的經濟泡沫去粉飾經濟成長的數據。
無論哪一方論證的結果，「低利率政策」才是終極引申日本社會大量資產投機活動，所促成象徵經濟波濤浪潮，並於1990年代後期泡沫破裂，而出現日本經濟大倒退現象，隨即進入了「平成大蕭條時期」，今天日語「平成景氣」的基本定義，指的正是最近這「三十年大失落」的日本經濟蕭條階段。
最近臺韓專家學者及社會菁英所敏感察覺的，主要是看到世界金融海嘯危機爆發以來，臺韓兩國都採取「低利率政策」「財政撙節政策」「資產投資傾斜性」「貨幣量寬政策」，兩國的經濟成長遲滯鈍化情況，似與日本失落經濟無異，乃有臺韓步武日本之論述產生。
更應該正視非經濟肇致變數的衝擊
可以說，導致日本失落三十年的三個關鍵，都屬於是「（宏觀）總體經濟」（macro economy） 變數出岔錯所導致的。
如果就此一方面的觀察，無論臺灣或南韓經濟社會現狀，其實都還達不到當時日本所企及「經濟泡沫化」的程度與水準，以此條件樣態，還夠不上會肇致「日本失落三十年」的那般經濟危機。
但是，若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來省察，「日本失落三十年」背後的非經濟肇致變數，則映現出：臺灣會淪陷於「日本式失落三十年」困頓的可能性，已然遠超過南韓可能性。
究其根柢，「日本失落三十年」的背後，除了金融經濟政策失誤之外，經社政治體制變數的衝擊作用力更具有莫大的關鍵性；也就是說，量寬政策以外的兩個重要內在政治社會因素的作祟，更是足以與「低利率政策」等量齊觀的重大變數。
內閣不安定最容易招致「國家社會大失落」
第一個稱得上首要變數的是「日本內閣的不安定」：自中曾根康弘內閣（1982 – 1987）之後除了小泉純一郎（2001年4月26日－2006年9月26日） 是1987年中曾根康弘卸任後所歷經過的賡續十二屆日本內閣更迭中，唯一在職時間超過五年的最長任日本首相外，其他十一位首相，竟然再也沒有一個任期超過一年半的，多數僅勉強維持個一年時間，甚至於有多位祇在位兩個月的首相。
日本內閣的頻繁更變，造成政府政策頻頻折斷零碎，不賡續，也無法永續，致使日本經濟社會漂浮不定，投資營運環境條件因此大大惡劣化；事實上，從國際政經制度演進經驗過程中，可以肯定歸納發現的，任何國家政府的內閣，或核心執政團隊的結構成員，倘若無法長期久任，而迭迭出現瞬息更變不居情況，是最容易肇致一個國家經濟失落、碎片化、泡沫化的重要背景因素；
第二個稱得上「日本失落三十年」的重大變數是，自從1980年代中期之後，日本型的少子化（出生率銳減劇降）與超高齡化（65歲以上人口比率超過了16%） 社會過度成熟問題，更是造成整個日本經濟社會可適用勞動力人口大銳減，產業經濟部門的人才人力空洞化，而致整體國家制度性毀壞與萎縮衰敗，當然也是「日本失落三十年」的重要肇致原因。
南韓不至於完全陷落但臺灣卻大有可能
以非經濟肇致變數評量，過去三十年間南韓國家領導人階層的左右大搖擺大變革動盪，固然應該列入重要潛在變數來看，而多年人力資本勞動力市場的不安定與抗爭事件不斷，更是不可忽視變數 ；祇是，韓圜匯率大致穩定在低位，則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定海神針，也是造成南韓不至於完全陷落到類似「日本型失落三十年」陷阱的重要原因 。
反倒是比較令人擔憂的，是臺灣經濟社會失落三十年的可能率，其實是遠高高於南韓。儘管說，過去三十年，新臺幣也有高升至25比1的經驗，卻是良性的、正面價值的高升，直到今天來看，猶然祇見正向價值，沒有負向的惡作用，這方面的總體變數，影響有限。但是，在臺灣卻另有兩方面「類日本負向變數」，極度讓人倍加揣揣不安。
自2000年政黨大輪政以來三十多年直到今天的歷程經驗顯示，臺灣領導人的左右擺盪、內閣乃至於核心執政團隊的結構成員，一直處在迭迭更替不休，此與1987年後日本狀況，最是存在超高度類似性；尤其每在總統更替，特別是蔡英文坐天掌政高調「轉型正義」，所帶來的極端左傾右傾治國戰略扭變的搖擺幅度過大，造成政府政經社會政策的不賡續、不永續狀況，尤其勝過於「日本型失落三十年」的基調樣態，最為引人矚目擔憂。
「臺灣型失落三十年」可能又要拖延再過十年時間
至於臺灣少子化及高齡化問題乃至其對經濟社會之已然衝擊效應，更儼然是日本翻版；更讓人難以想像的，是臺灣另有一個更勝於日本的外加意外變數，即「知識人才大流失」以及「青年新世代大出走」問題的持續惡劣化，以至破壞了整個勞動力市場的健康運轉，也摧毀了所有產業經濟部門應有的健康根基穩定運作。
整體而言，臺灣比起南韓更有可能步日本後塵，直墜「失落三十年」陷阱 ；倘若如此，則臺灣經濟社會頹敗衰弱情勢，極有可能再拖延十年時間，也就是說，直到2030年之前，臺灣想要就此翻轉振興的機會不大。
就當下國內外政經情勢的演進狀況看，除非，2020年國家領導人大選，內閣的大更迭，可以大翻盤當今局勢，重返「經國治世」時代穩健局面，或有「中興再起」新機遇再現。
＊作者為財團法人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