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老家在全羅北道完州郡的一個小鄉村，初中畢業之後他開始務農，種著一千二百坪左右的水田與四百坪左右的旱田，不過只是一名佃農，那些都不是他自己的地。他意識到務農太辛苦，是一個毫無希望的營生，累死累活到頭來也只能背負一身債務。因此，七年前，他三十一歲時，拖家帶口毅然決然地來到首都。
「只提著一個鋪蓋捲兒，坐著夜車就來了，當時只想著出人頭地，渴望在首爾找到新的人生。」
他在首爾和其他離農農民一樣，被劃入了城市貧民階層。他輾轉於無數職業，粗活自不必多說，還做過業務，在地鐵、公車車廂裡賣過去汙劑或者錢包什麼的，做過東奔西走的藥販子，聽說好好做能賺大錢又跑去做房產仲介。他一再失敗，卻一直懷有初來首爾時的那個夢想，相信自己總有一天可以擁有截然不同的人生，例如擺脫令人厭煩的貧困與苦難，迎來抬頭挺胸做人的那一天。他從未放棄過希望，全新的人生卻遲遲不來，不論怎麼掙扎，總是原地踏步。
「沒辦法呀！這個夢想從剛開始就是不可能實現的……」
後輩對他說：
「資本主義體制已經大範圍擴張，變得堅不可摧，自然不會容許張先生這個卑微的夢想了。如果張先生不主動與妨礙夢想實現的勢力進行抗爭的話，這個夢想或許永遠不會有實現的那一天。」
他眨著眼睛，似乎聽不明白。後輩恨不得從現在開始按照自己的想法塑造一個覺醒的民眾形象。
不過，從結果來說，我們想要喚醒他、開導他的這種努力根本沒有必要。因為即使沒有我們的幫助，他也透過自身的力量發生了改變，而且速度出乎意料地快，超出了我們的想像。
那天聚集在明洞教堂的那些人，決定就地徹夜靜坐示威。當時還不曾有人想過，這次事件後來會成為促成「六月抗爭」火種一直持續到底的一個重要契機，成為全國性的關注焦點。夜深了，一部分人離開靜坐現場回家，我與後輩也離開了現場。與此同時，我們與張丙萬分別了。
大約一個星期之後，他打了一通電話給我。透過聽筒聽到他的嗓音時，我立刻可以感受到他與之前有了一些變化。
「李兄，可以請我喝杯酒嗎？」
這是他第一次沒有叫我「李先生」，而是「李兄」。不過，這並不是我感覺他有所改變的原因。從電話裡聽到的他的聲音中，可以感受到一種莫名的力量與氣魄。
「這段時間過得還好吧？去哪兒了，怎麼一點消息也沒有？」
「你問我去哪兒了？我這段時間一直在明洞教堂。」
他說得非常理直氣壯。果不其然，他就在明洞教堂靜坐現場，這確實是一個驚人的消息。
「真是辛苦了。是一段不錯的經歷吧！」
「這有什麼辛苦的？在外面抗爭的學生們比我辛苦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