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的香港，儘管目睹了過去30年中國大陸搞階級鬥爭的災難，但主導的社會政治意識，仍然是「我是中國人」、追求「一個統一的中國」的觀念。親台的學者、報人，傾向「反攻大陸」，實現「中華民國統一」；親中共的左派當時就在文革告終的情況下，呼籲國共談判實現統一。那時候，排除統一的獨立自主意識，幾乎是不存在的。《七十年代》基於統一是熱門話題，當時就廣邀左右派學者和意見領袖一起討論。因為我們本身有左派標籤，所以實際上是邀請非左派人士。也許不少人認為舉辦這座談會是中共的「統戰」，但回想當年，在舉辦座談會前不久，我曾經被左派領導人叫停，但由於一切都準備好，而且要參加的人也確定了，因此無法取消，而《大公報》的羅孚最後也決定參加，以平衡非左派佔主導的形勢。
被委託主持者是中文大學副校長鄭德坤，他開宗明義提出，在香港的中立人士，在統一運動中有什麼是可以貢獻的。參加座談會的右派政論家徐東濱說，被邀的許多人沒有出席，顯見左右派坐在一起平心靜氣地討論問題還不是時候，但他認為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是認為中國應該統一的，他提出了要以民主自由法治平等作為統一的前提。另一位提供書面意見的右派政論家繆雨，就認為國家必須統一，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事，制度不同不能作為反對統一的理由；自由人權民主雖眾心嚮往，但不是國家統一的先決條件。
在主持人和左右派一面倒支持統一的情況下，出席座談會的台灣本省人的意見就顯得很突出了。出席的台灣人除了中大政治行政系的翁松燃之外，還有廖光生，和以「來賓」名義出席的李弘祺。
首先，他們作為台灣人，家庭聯繫和社會聯繫都在台灣，他們在香港參加一個左派雜誌主導的關於中國統一的座談會，對他們來說有一定的政治風險。也因此，其中一人要匿名參加。
其次，台灣當時仍然處於戒嚴狀態，在蔣政權的威權統治之下，政治意識是中華民國乃一個中國的正統，中國必須統一在中華民國之下，是理所當然的政治正確意識。台灣人在座談會提出「統一是否一定好，不統一是否一定不好」的意見，確實是一個既不可以在大陸也不可以在台灣提出的意見。
其三，翁松燃在座談會上提出，中國統一是不是國共兩黨的問題？即使台灣人都支持統一，但是否由國共兩黨和談就解決，而不需要問過台灣人。幾位台灣學者從台灣歷史來論述，說台灣一直任人擺佈，清廷敗於日本，拿台灣作犧牲品；國民黨在內戰中打敗，就把中央政府遷來台灣，並實行戒嚴；現在中共說要統一了，好像也不需要問台灣人有什麼想法。作為台灣人，他們想起來心情都不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