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日是他終身難忘的一天，《明報》正式創刊。創刊號標明：本港零售港幣一毫，督印人沈寶新。他執筆的發刊詞標榜「公正、善良、活潑、美麗」：
《明報》是一張同人的報紙，也是一張讀者的報紙。
它是讀者的報紙，因為我們辦報的目的不是要宣傳什麼，也不是為什麼商品作廣告，我們只是希望能辦成一張精緻的、生動的、健康的小小報紙，為那些喜愛精緻、生動、健康事物的人們所喜愛。
我們的信條是「公正、善良、活潑、美麗」。我們決心要成為你一個甜蜜的知心的朋友，跟你說說故事、講講笑話，討論一下問題，但有時候，也向你作一些溫文的勸告。
這一年他三十六歲，南下香港第十一年，踏上了前途莫測的創業之路。
《明報》第一天印了八千份，沒有賣完，最低時跌到了六千一百份，發行了四個月才開始回升。他說，出《明報》主要是一種生意上的考慮，當時誰都覺得是一件冒險的事業，舊同事、老朋友在背後人人都說：「小查這次非傾家蕩產不可！」他卻想，反正沒有多少家產，就是「傾家蕩產」也沒有什麼大不了。
《明報》最初只是一份四開一小張的報紙，屬名副其實的「小報」，頭版刊登社會性特稿，二版是副刊，也會登小說，三版是重頭戲，連載金庸和其他人的武俠小說，四版是雜文、小品、漫畫等，沒有新聞。他選擇辦這樣一份小報，或許與他初到香港時，發現港人「又好笑又好氣」的讀報口味有關，《大公報》同事馬廷棟有一天吃飯時說起，有個香港友人說：「你們貴報雖然有些地方不及人家，但有一次登了一條別報沒有的新聞。」馬受寵若驚，忙問什麼新聞，對方說：「那次九龍發現一條一尺多長的蜈蚣，只有貴報上有。」相隔十一年，也許他已淡忘此事，但港人的讀報口味他是熟悉的，他有意無意地迎合他們。
不久，《明報》遷到中環娛樂行五樓二室，白天是商人的寫字樓，晚上作他們編輯部，每天凌晨離開時，都得收拾乾淨。兩個月後，又搬到中環德輔道中二三九號四樓。最早的員工只有三個人，他是社長兼總編輯，還是主筆，負責編輯部的工作；沈寶新是經理，負責報紙經營，是營業部唯一的員工，謙稱在報館只是個跑龍套的角色，有如整副機器中的螺絲釘；編輯只有潘粵生。隨後請了校對戴茂生，加上辦公室助理葉雲（原名葉漢輝）。詩人何達做過短期的第四版編輯。由於人手不夠，金庸的妻子朱玫在《明報》跑過香港新聞，成為《明報》最早的女記者。
《明報》定位
辦報畢竟不像寫武俠小說，一份新報紙一無背景、二無雄厚資金，要在報刊林立的香港站穩腳跟絕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有人說，「辦不了多久吧」，有人斷言，「一兩年內一定倒閉啦！」
一九五九年的香港儘管經濟還算不上繁榮，但報業競爭已夠激烈。單就日報來說，左派除了《大公報》，還有一九四八年九月創刊的《文匯報》、一九五二年十月創刊的《香港商報》、一九五五年創辦的《晶報》（原名《明星日報》，一九五七年改名），親國民黨的有一九四九年創刊的《香港時報》以及老牌的《工商日報》，此外大多數報紙處於中間立場，如一九二五年六月創刊的《華僑日報》，一九三八年八月創刊的《星島日報》，一九三九年五月創刊的《成報》等，還有《南華早報》等英文日報，其中也有中間偏左或中間偏右之分，背景各異，左、中、右分明。光是五○年代新辦的報紙就有八十五家，平均一年新辦八．五家，大部分為中文報紙，但能堅持十年以上的鳳毛麟角，至今仍在出版的僅《明報》、《新報》、《晶報》等寥寥數家。
在報界默默耕耘了十多年的金庸有自己的考慮，他離開《大公報》的原因之一就是其左派色彩過濃，他不會走這條路，對國民黨他也沒什麼好感，保持中立是必然的選擇，「在政治取向上，我們既不特別親近共產黨，也不親近國民黨，而是根據事實作正確報導，根據理性作公正判斷和評論。」
六月六日，《明報》出至第十八期改為出對開大張，頭版改為國際新聞和社評，二版為「銀百合」副刊，三版還是「野馬」小說副刊，四版為香港新聞。（從第二十九天起，國際新聞改到第四版，港聞放到頭版。社評有時也刊登在四版。）當天，他在〈我們的立場〉社評中提出「公正與善良」的辦報理想，不再提「美麗」、「活潑」：
我們曾在「發刊詞」中說明，我們擁護「公正與善良」。這五個字，就可以說是我們的立場。
我們重視人的尊嚴。主張每一個人應該享有他應得的權利，主張每個人都應該過一種無所恐懼，不受欺壓與虐待的生活。
我們希望世界和平，希望國家與國家之間，人與人之間，大家親愛而和睦。我們希望全世界經濟繁榮，貿易發展，也希望香港市面興旺，工商業發展，就業的人多。希望香港居民的生活條件能不斷的改善。
這是《明報》資料室現存的最早一期《明報》。據說他願出資二十萬元高價收購《明報》創刊號，但沒有結果。倒是電影界有人收藏了最初的《明報》。
為了拉近與讀者的距離，《明報》出版四十多天後，七月一日，在第二版開闢「明報之友」專頁，刊登讀者來信和他們的答覆，並邀請醫生和法律、心理、社會問題方面的專家解答讀者的問題。當天刊出的〈致讀者〉說，要成為讀者與編者、讀者與讀者之間互相溝通意見、交流情感的園地。
他多次表示對左轉後的香港《大公報》的不滿，力圖在時代的風雲變幻中不偏不倚、保持中立。香港恰好提供了這樣一個自由的空間，從地理上說，這只是一個彈丸之地，卻是一個典型的世界自由港，左、中、右各派力量都有發言的機會。
香港是一個政治鬥爭很尖銳的地方，這一方面是因為這裡是一個完全開放的社會，各種各樣的政治勢力都有。就《明報》而言，在別的方面我們也不見得就比其他報章好！不過，有一點我們卻是做到了，那就是真正獨立的，任何力量想影響我們的話，我們是絕對抗拒的。這種態度和立場，可能讀者在短期內注意不到，但長期下來，讀者就會了解，我們是真正客觀、獨立和公正的 & &
他不斷重申《明報》「不左不右，絕對中立」的立場，「以前的《大公報》反映當時知識分子的思想，的確是《明報》的楷模，但《明報》是沒有任何政治背景的。」一九四七年，他邁進上海《大公報》的大門，老《大公報》「不黨、不盲」等可貴原則深刻地影響了他，「很多技術問題都是我從《大公報》學來的。《大公報》本身有個傳統，什麼文字可以用，什麼文字不可以用 & &我投身《大公報》，心裡很佩服《大公報》當時的不黨不賣，評論事件很公正，完全報導。報紙不應該歪曲事實，應該講真話，不好講的可以不講。」他自稱，「心嚮往之，時作東施之效，只恨才識難追前賢，時有畫虎不成之憾，但所作的努力，總朝著這個方向。」正是在香港這塊特殊的土地上，他傳承了老《大公報》未竟的理想，《明報》的成功隱約可以看到某些老《大公報》的影子，比如堅持不接受任何方面的經濟支援，他說，「在這情形下，我們就能毫無顧忌的公正不偏，就會得到最廣大的讀者們的支援。」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六日，標榜中立的《循環日報》復刊，他在《明報》發表社評說，「全港報紙非左即右，真正中立者惟《明報》一家，本來勢孤力弱，發言無人響應，大有孤芳自賞之感。」一九六○年二月十七日，他在社評中說，「本報向來主張和氣生財，不反對國民黨，也不反對共產黨，不罵美國，不罵蘇聯。」五月二十日，他又在〈本報創刊周年感言〉社評說，「在政治上我們力求中立，絕不對左派或右派作任何不公平的偏袒。他以後津津樂道的「有容乃大，無欲則剛」，其實要等到一九六二年六月「自由談」副刊誕生時才提出，一九六六年一月，《明報月刊》發刊詞也以此為編輯方針，以後作為《明報》的報訓。一九八○年，他在聘請董橋為《明報月刊》總編輯時，聘書上就提醒董橋，必須「遵照《明報》一貫中立、客觀、尊重事實、公正評論之方針執行編輯工作。在政治上不偏不倚，在文化上愛護中華民族之傳統，在學術上維持容納各家學說之寬容精神」。做了七年《明報月刊》總編輯、八年《明報》總編輯的董橋說：「我雖然無權判斷自己是不是做到了查先生給我的提示，我卻一直沒有輕心淡忘那幾句話的重量和真諦。」
篳路藍縷
《明報》初創之時定位還不很清晰，壓倒一切的是生存。當時，持中間立場的大報如《華僑日報》、《星島日報》等層次有些偏高，遠離普通讀者的要求和閱讀趣味，沒有大資本撐腰的《明報》不可能冒險走這樣的路子。他也不願接受《超然報》、《響尾蛇》、《響尾龍》這些小報的低俗、色情路線，試圖在大報和小報之間走出一條自己的路，介於嚴肅和輕鬆之間，既發表武俠小說、香豔小說，又有嚴肅的社評、香港社會新聞和國際新聞，最早的讀者以普通市民為主。
不少人批評《明報》的報格搖擺不定，兩面不討好，這樣下去遲早會關門。為了《明報》的生存，他和沈寶新絞盡了腦汁。他除了不斷地寫武俠小說、寫社評，還要負責報紙的編輯工作，多方挖掘、羅致人才，提高報紙的吸引力。沈則從提早出報，以及發行、廣告上下工夫，常常半夜三更起來去印刷車間給工人遞菸。
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最初的三年是《明報》最艱辛的草創時期，他一次次想起香港流行的說法：「假若和你有仇，最好勸你拍電影；假若和你有三世仇，最好勸你辦報紙。」他為報紙的前途苦惱不已。《明報》老職員回憶：「查先生那時候真的很慘，下午工作倦了，叫一杯咖啡，也是和查太（朱玫）兩個人喝。」
當時《明報》在中環，他家在尖沙嘴，回家必須過海，渡船有兩種，一種是天星小輪，一種是俗稱「嘩啦嘩啦」的電船仔。當深夜或凌晨下班，天星小輪早已停航，只好乘電船仔渡海，每次要等齊六個人才能開船，船費比較便宜。如果即到即開，包租費要三元。他們夫婦寧願捱著深夜涼颼颼的風等待，也不願包船過海。
當年的艱苦可想而知。咖啡、渡船不過是其中兩個平常的故事。那時，他對老同學沈寶新有所依仗，雖然他是大股東，在老員工看來，他們兩個股東的權力卻是均等的，甚至有他怕沈的說法，他在家中請客，如果沈還沒到，他也不敢開席。潘粵生記得，「在德輔道中時，《明報》前景還很不明朗。有一天黃昏五、六點的時候，大家工作得很累，查良鏞說去遊電車河吧，於是我們由上環坐到銅鑼灣總站，再坐回來。當時查良鏞說辦報紙很辛苦，希望大家辦好《明報》，把《明報》作為自己的事業，永不分手。」
＊作者為獨立撰稿人，著有《1949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筆底波瀾》多本書作，本文選自作者新著《金庸傳》（印刻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