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世有仇,勸人辦報:《金庸傳》選摘(3)

2016-03-03 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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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5月20日,《明報》正式創刊,最初只是一份四開一小張的報紙,是名實相符的「小報」,標榜「公正、善良、活潑、美麗」。(取自網路)

1959年5月20日,《明報》正式創刊,最初只是一份四開一小張的報紙,是名實相符的「小報」,標榜「公正、善良、活潑、美麗」。(取自網路)

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日是他終身難忘的一天,《明報》正式創刊。創刊號標明:本港零售港幣一毫,督印人沈寶新。他執筆的發刊詞標榜「公正、善良、活潑、美麗」:

《明報》是一張同人的報紙,也是一張讀者的報紙。

 它是讀者的報紙,因為我們辦報的目的不是要宣傳什麼,也不是為什麼商品作廣告,我們只是希望能辦成一張精緻的、生動的、健康的小小報紙,為那些喜愛精緻、生動、健康事物的人們所喜愛。

我們的信條是「公正、善良、活潑、美麗」。我們決心要成為你一個甜蜜的知心的朋友,跟你說說故事、講講笑話,討論一下問題,但有時候,也向你作一些溫文的勸告。

這一年他三十六歲,南下香港第十一年,踏上了前途莫測的創業之路。

《明報》第一天印了八千份,沒有賣完,最低時跌到了六千一百份,發行了四個月才開始回升。他說,出《明報》主要是一種生意上的考慮,當時誰都覺得是一件冒險的事業,舊同事、老朋友在背後人人都說:「小查這次非傾家蕩產不可!」他卻想,反正沒有多少家產,就是「傾家蕩產」也沒有什麼大不了。

《明報》最初只是一份四開一小張的報紙,屬名副其實的「小報」,頭版刊登社會性特稿,二版是副刊,也會登小說,三版是重頭戲,連載金庸和其他人的武俠小說,四版是雜文、小品、漫畫等,沒有新聞。他選擇辦這樣一份小報,或許與他初到香港時,發現港人「又好笑又好氣」的讀報口味有關,《大公報》同事馬廷棟有一天吃飯時說起,有個香港友人說:「你們貴報雖然有些地方不及人家,但有一次登了一條別報沒有的新聞。」馬受寵若驚,忙問什麼新聞,對方說:「那次九龍發現一條一尺多長的蜈蚣,只有貴報上有。」相隔十一年,也許他已淡忘此事,但港人的讀報口味他是熟悉的,他有意無意地迎合他們。

不久,《明報》遷到中環娛樂行五樓二室,白天是商人的寫字樓,晚上作他們編輯部,每天凌晨離開時,都得收拾乾淨。兩個月後,又搬到中環德輔道中二三九號四樓。最早的員工只有三個人,他是社長兼總編輯,還是主筆,負責編輯部的工作;沈寶新是經理,負責報紙經營,是營業部唯一的員工,謙稱在報館只是個跑龍套的角色,有如整副機器中的螺絲釘;編輯只有潘粵生。隨後請了校對戴茂生,加上辦公室助理葉雲(原名葉漢輝)。詩人何達做過短期的第四版編輯。由於人手不夠,金庸的妻子朱玫在《明報》跑過香港新聞,成為《明報》最早的女記者。

《明報》定位

辦報畢竟不像寫武俠小說,一份新報紙一無背景、二無雄厚資金,要在報刊林立的香港站穩腳跟絕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有人說,「辦不了多久吧」,有人斷言,「一兩年內一定倒閉啦!」

一九五九年的香港儘管經濟還算不上繁榮,但報業競爭已夠激烈。單就日報來說,左派除了《大公報》,還有一九四八年九月創刊的《文匯報》、一九五二年十月創刊的《香港商報》、一九五五年創辦的《晶報》(原名《明星日報》,一九五七年改名),親國民黨的有一九四九年創刊的《香港時報》以及老牌的《工商日報》,此外大多數報紙處於中間立場,如一九二五年六月創刊的《華僑日報》,一九三八年八月創刊的《星島日報》,一九三九年五月創刊的《成報》等,還有《南華早報》等英文日報,其中也有中間偏左或中間偏右之分,背景各異,左、中、右分明。光是五○年代新辦的報紙就有八十五家,平均一年新辦八.五家,大部分為中文報紙,但能堅持十年以上的鳳毛麟角,至今仍在出版的僅《明報》、《新報》、《晶報》等寥寥數家。

《文匯報》曾因「六四事件」與北京當局對槓,但其政治立場仍與《大公報》相似,較傾向中共政權,外界往往憑其報導或言論而揣測中共政策動向,《文匯報》也因此與《大公報》、《香港商報》及《香港經濟導報》被香港市民笑稱為沒人看的「四大左報」。(取自維基百科)
《文匯報》曾因「六四事件」與北京當局對槓,但其政治立場仍明顯傾向中共政權,外界往往憑其報導或言論而揣測中共政策動向,《文匯報》也因此與《大公報》、《香港商報》及《香港經濟導報》被香港市民笑稱為沒人看的「四大左報」。(取自維基百科)

在報界默默耕耘了十多年的金庸有自己的考慮,他離開《大公報》的原因之一就是其左派色彩過濃,他不會走這條路,對國民黨他也沒什麼好感,保持中立是必然的選擇,「在政治取向上,我們既不特別親近共產黨,也不親近國民黨,而是根據事實作正確報導,根據理性作公正判斷和評論。」

六月六日,《明報》出至第十八期改為出對開大張,頭版改為國際新聞和社評,二版為「銀百合」副刊,三版還是「野馬」小說副刊,四版為香港新聞。(從第二十九天起,國際新聞改到第四版,港聞放到頭版。社評有時也刊登在四版。)當天,他在〈我們的立場〉社評中提出「公正與善良」的辦報理想,不再提「美麗」、「活潑」:

我們曾在「發刊詞」中說明,我們擁護「公正與善良」。這五個字,就可以說是我們的立場。

我們重視人的尊嚴。主張每一個人應該享有他應得的權利,主張每個人都應該過一種無所恐懼,不受欺壓與虐待的生活。

我們希望世界和平,希望國家與國家之間,人與人之間,大家親愛而和睦。我們希望全世界經濟繁榮,貿易發展,也希望香港市面興旺,工商業發展,就業的人多。希望香港居民的生活條件能不斷的改善。

這是《明報》資料室現存的最早一期《明報》。據說他願出資二十萬元高價收購《明報》創刊號,但沒有結果。倒是電影界有人收藏了最初的《明報》。

為了拉近與讀者的距離,《明報》出版四十多天後,七月一日,在第二版開闢「明報之友」專頁,刊登讀者來信和他們的答覆,並邀請醫生和法律、心理、社會問題方面的專家解答讀者的問題。當天刊出的〈致讀者〉說,要成為讀者與編者、讀者與讀者之間互相溝通意見、交流情感的園地。

他多次表示對左轉後的香港《大公報》的不滿,力圖在時代的風雲變幻中不偏不倚、保持中立。香港恰好提供了這樣一個自由的空間,從地理上說,這只是一個彈丸之地,卻是一個典型的世界自由港,左、中、右各派力量都有發言的機會。

香港是一個政治鬥爭很尖銳的地方,這一方面是因為這裡是一個完全開放的社會,各種各樣的政治勢力都有。就《明報》而言,在別的方面我們也不見得就比其他報章好!不過,有一點我們卻是做到了,那就是真正獨立的,任何力量想影響我們的話,我們是絕對抗拒的。這種態度和立場,可能讀者在短期內注意不到,但長期下來,讀者就會了解,我們是真正客觀、獨立和公正的 & &

他不斷重申《明報》「不左不右,絕對中立」的立場,「以前的《大公報》反映當時知識分子的思想,的確是《明報》的楷模,但《明報》是沒有任何政治背景的。」一九四七年,他邁進上海《大公報》的大門,老《大公報》「不黨、不盲」等可貴原則深刻地影響了他,「很多技術問題都是我從《大公報》學來的。《大公報》本身有個傳統,什麼文字可以用,什麼文字不可以用 & &我投身《大公報》,心裡很佩服《大公報》當時的不黨不賣,評論事件很公正,完全報導。報紙不應該歪曲事實,應該講真話,不好講的可以不講。」他自稱,「心嚮往之,時作東施之效,只恨才識難追前賢,時有畫虎不成之憾,但所作的努力,總朝著這個方向。」正是在香港這塊特殊的土地上,他傳承了老《大公報》未竟的理想,《明報》的成功隱約可以看到某些老《大公報》的影子,比如堅持不接受任何方面的經濟支援,他說,「在這情形下,我們就能毫無顧忌的公正不偏,就會得到最廣大的讀者們的支援。」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六日,標榜中立的《循環日報》復刊,他在《明報》發表社評說,「全港報紙非左即右,真正中立者惟《明報》一家,本來勢孤力弱,發言無人響應,大有孤芳自賞之感。」一九六○年二月十七日,他在社評中說,「本報向來主張和氣生財,不反對國民黨,也不反對共產黨,不罵美國,不罵蘇聯。」五月二十日,他又在〈本報創刊周年感言〉社評說,「在政治上我們力求中立,絕不對左派或右派作任何不公平的偏袒。他以後津津樂道的「有容乃大,無欲則剛」,其實要等到一九六二年六月「自由談」副刊誕生時才提出,一九六六年一月,《明報月刊》發刊詞也以此為編輯方針,以後作為《明報》的報訓。一九八○年,他在聘請董橋為《明報月刊》總編輯時,聘書上就提醒董橋,必須「遵照《明報》一貫中立、客觀、尊重事實、公正評論之方針執行編輯工作。在政治上不偏不倚,在文化上愛護中華民族之傳統,在學術上維持容納各家學說之寬容精神」。做了七年《明報月刊》總編輯、八年《明報》總編輯的董橋說:「我雖然無權判斷自己是不是做到了查先生給我的提示,我卻一直沒有輕心淡忘那幾句話的重量和真諦。」

篳路藍縷

《明報》初創之時定位還不很清晰,壓倒一切的是生存。當時,持中間立場的大報如《華僑日報》、《星島日報》等層次有些偏高,遠離普通讀者的要求和閱讀趣味,沒有大資本撐腰的《明報》不可能冒險走這樣的路子。他也不願接受《超然報》、《響尾蛇》、《響尾龍》這些小報的低俗、色情路線,試圖在大報和小報之間走出一條自己的路,介於嚴肅和輕鬆之間,既發表武俠小說、香豔小說,又有嚴肅的社評、香港社會新聞和國際新聞,最早的讀者以普通市民為主。

不少人批評《明報》的報格搖擺不定,兩面不討好,這樣下去遲早會關門。為了《明報》的生存,他和沈寶新絞盡了腦汁。他除了不斷地寫武俠小說、寫社評,還要負責報紙的編輯工作,多方挖掘、羅致人才,提高報紙的吸引力。沈則從提早出報,以及發行、廣告上下工夫,常常半夜三更起來去印刷車間給工人遞菸。

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最初的三年是《明報》最艱辛的草創時期,他一次次想起香港流行的說法:「假若和你有仇,最好勸你拍電影;假若和你有三世仇,最好勸你辦報紙。」他為報紙的前途苦惱不已。《明報》老職員回憶:「查先生那時候真的很慘,下午工作倦了,叫一杯咖啡,也是和查太(朱玫)兩個人喝。」

當時《明報》在中環,他家在尖沙嘴,回家必須過海,渡船有兩種,一種是天星小輪,一種是俗稱「嘩啦嘩啦」的電船仔。當深夜或凌晨下班,天星小輪早已停航,只好乘電船仔渡海,每次要等齊六個人才能開船,船費比較便宜。如果即到即開,包租費要三元。他們夫婦寧願捱著深夜涼颼颼的風等待,也不願包船過海。

嘩啦嘩啦是以馬達發動的電船,曾是來往香港島與九龍半島的主要海上交通,因發動機拍打水面發出「嘩啦嘩啦」的聲音而得名,也被稱為「電船仔」或「水上的士」。圖為1920年代的嘩啦嘩啦。(取自維基百科)
嘩啦嘩啦是以馬達發動的電船,曾是來往香港島與九龍半島的主要海上交通工具,因發動機拍打水面發出「嘩啦嘩啦」的聲音而得名,也被稱為「電船仔」或「水上的士」。圖為1920年代的嘩啦嘩啦。(取自維基百科)

當年的艱苦可想而知。咖啡、渡船不過是其中兩個平常的故事。那時,他對老同學沈寶新有所依仗,雖然他是大股東,在老員工看來,他們兩個股東的權力卻是均等的,甚至有他怕沈的說法,他在家中請客,如果沈還沒到,他也不敢開席。潘粵生記得,「在德輔道中時,《明報》前景還很不明朗。有一天黃昏五、六點的時候,大家工作得很累,查良鏞說去遊電車河吧,於是我們由上環坐到銅鑼灣總站,再坐回來。當時查良鏞說辦報紙很辛苦,希望大家辦好《明報》,把《明報》作為自己的事業,永不分手。」

*作者為獨立撰稿人,著有《1949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筆底波瀾》多本書作,本文選自作者新著《金庸傳》(印刻文學)

《金庸傳》,傅國湧著,印刻文學出版。(印刻文學提供)
《金庸傳》,傅國湧著,印刻文學出版。(印刻文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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