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0日，節氣大寒，香港傳媒的寒冬漸深，也在這天到了一個高潮：《明報》四「開天窗」。「開天窗」（版面抽空留白）在近代新聞史並不罕見，1949年之前有過不少報刊以開天窗來表示對不同統治者的新聞管制的不滿——你不讓我說真話，我寧可不說話，這是開天窗所代表的最基本道德堅持。
但1949年之後，四海升平，大陸地區固然不再有開天窗這樣鬥膽之舉，同樣專政的台灣地區亦然。香港僥幸處於夾縫，亦罕為之，因為天窗一開，就像戰時「哀的美敦書」最後通牒，是斷然決絕的意思。這次明報一口氣開了四個天窗，雖然均是專欄版，但也是香港傳媒史上未見之旗鼓大張。
四個開天窗的作者分別是吳志森、李慧玲、陳惜姿和卉芸，都是一貫對政治社情態度比較鮮明的香港作家，其實早在1月14日民主派大老李柱銘就在其明報「法政隨筆」專欄開天窗，僅寫標題〈黑手蓋日月 本報頓失明〉，吳志森等接力抗議，表面導火索是抗議明報加拿大版連番抽起香港專欄作者所寫關注《明報》近日變局的文章達14篇，嚴重干涉創作自由，更深的原因，當然還是對《明報》變局本身所蘊含的香港新聞自由危機的關注。
香港報紙開天窗，再上一次已經是廿多年前，《文匯報》以開天窗形式發表社論，只刊登「痛心疾首」四個大字，此舉相信不少讀者還記憶猶新，也使素來保守的《文匯報》贏回少許尊嚴。從中也能見出香港傳媒的複雜性，雖然各事其主，但面臨大節問題之時往往報人尚能秉良心說話。而《明報》，作為香港最有代表性的大報之一，每當時風詭變之際，均有行動體現自身作為社會公器的重要性。要理解香港媒體的複雜，不妨從《明報》的複雜性說起。
內地讀者對《明報》，是又熟悉又陌生，這幾年在內地網絡上每涉及《明報》相關事件之爭，我都會看到很多對明報盲目無知的說法。最常見的是以為明報還由金庸主政，且又以為金庸是個大俠，於是盲目視《明報》為傳媒良心標杆。實際上，早在1993年金庸就已主動把控制權移交給于品海，後來於品海被發現有刑事案底，1995年再轉售予馬來西亞親華富商張曉卿。
金庸當然也親華，但他有他自己的方式，他主政《明報》時做過最得人心的事情是高調反對陳毅的褲子核子論，為此親撰社論，不惜與當時香港所有左派報紙筆戰，尤其與《大公報》惡戰逾年，論題涉及人民公社、對外援助、修正主義等。其時為六十年代，金庸此舉使《明報》由一刊發武俠小說及馬經的小報變成有公信力、獨立正派的大報。但在前九七時期，《明報》以社論為當時任基本法草委的金庸保守的「雙查方案」護航，又盡失民心，被當時香港知識分子和進步人士批評，金庸黯然放手明報，與此不無關系。
縱然如此，《明報》在各出奇招激烈競爭的香港報紙當中，尚算中立公正，從1997年至2014年之前它一直在香港中文大學的香港傳媒公信力調查中名列第一，所以報頭一直掛著「公信第一」的牌匾，由此也可見其江湖地位。也許正因為高處不勝寒，《明報》也常常處於風口浪尖之中，記者被冤獄、編輯部受炸彈襲擊，這些於法治香港不可想像的事情也都曾首發於《明報》。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相異於其他政策的溫水煮蛙，香港的傳媒狀況卻是冰水凍魚，水銀柱是明顯下降的。而正當其他媒體以不同形式受壓多年後，《明報》剛踏進2014年就風波頻生。先是在公信力調查中敗於《經濟日報》屈居第二，只得從報頭撤下金招牌。接著就是現在的換主編風波，近年頗有好評的港人主編劉進圖被撤，將要從馬來西亞空降一位不懂香港但長袖善舞的傳媒人鐘天祥任主編。原因當然不是因為公信力之爭落敗引咎，香港有傳媒學者傾向相信是政治考量，導火線也是因為傳媒問題：劉進圖被責備在去年香港電視發牌問題上過於關注事件，連續多天頭條報道，即使高層施壓也沒有使採編部屈服。
這件事也是劉進圖此刻贏得香港知識界和明報大部分讀者支持的原因，因為大家都知道，《香港電視》不獲發牌不是一個簡單的商業事件，而是港府不肯開放大氣電波不肯容納進取媒體的表現；同樣道理，港視、《明報》乃至其他香港傳媒的受壓，不只是媒體的事，而是整個社會言論自由冷暖變化的溫度計。因此這次明報事件發酵迅速，成為香港公民普遍關注的大事，不是香港人政治過敏，而是大家都確知自由不易，所以寸土必爭。
傳媒是公器，這點必須成為文明社會的基本認識。雖然不少人明知而故反，甚至包括金庸（根據張圭陽著《金庸與報業》及《金庸與明報傳奇》，金庸曾稱，報紙是老闆的私器，不是公眾的公器），金庸這點庸見，相信與各種犬儒傳媒的各種老闆、超級老闆都不謀而合，唯獨依然保有新聞理想和公義心的傳媒基層編採人員不肯苟同。
據張圭陽著作，金庸也曾說「新聞自由是報社員工向外爭取的，而不是向報社內爭取的。報社內只有雇主與雇員的關系，並沒有誰向誰爭取自由的關系。」這點更是明報編輯記者們不忿之因。即使在後金庸時代，明報內部的矛盾仍不時傳出，再加上明報集團員工薪酬相對偏低（也是金大俠說的：光是《明報》這兩個字就值3千元，這成了說服前線人員為了理想犧牲物質的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留不住前線採編人才，至《明報》今日之危，可謂內外交困。
但是次《明報》事件中，最令人動容的也是基層員工，他們組成明報員工關注組，堅決發出捍衛新聞獨立的聲明，質疑老闆對總編輯的撤換決定（認為繼任總編輯並不符合員工訴求，未必能勝任），這樣強悍的抗爭力度在中港臺也罕見，不可不說也是因為對新聞理想的秉信。連日來員工與管理方多次談判，管理方（包括報社高層）當然從商業社會邏輯出發認為老闆的命令就是真理，又怎會顧及新聞工作者心目中更神聖的新聞理想？
日昨《明報》內部的談判再度破裂，其中一個未能達成共識的細節很能說明原因。管理方希望簽署的聯合聲明，包含這樣一句話「呼籲外界給予明報空間處理事件，停止再傷害明報」——這句話的潛台詞昭然若揭，原來他們一直視這些天來香港知識界、傳媒界、文化界等對事件的關注為「傷害」。而員工們希望加入的話卻是「我們相信事件需要時間和空間處理，希望讀者繼續支持明報」，都是為了《明報》好，但後者相信「外界」並非敵人，而是良友，兩方思維迥異如此。
香港的《明報》「外界」有話語空間的人紛紛表態支持明報員工，無論是否在或曾在明報撰稿的寫作者，因為這也是支持自己和整個香港的話語空間不受難以想像的力量侵蝕。開天窗是破釜沉舟的一擊，是為了讓天上的亮光赤裸裸地照下。正如日昨過百名明報員工暫離崗位在報社樓下默立5分半鐘抗議一樣（以示捍衛五十五年來報格），如果這仍然不能讓高層意識到事態之嚴重，明報之明，搖曳轉暗也咫尺可待。這不但是香港之痛，亦是華語世界之痛，唇亡齒寒，並不是日前內地善嘲者所說﹂馬來西亞老闆讓加拿大報紙撤換香港作者稿件，干卿底事」這麼幼稚簡單的。
＊作者為香港作家、攝影師、自由撰稿人（註：本文原載於騰訊大家網，後遭撤下，取得作者同意後，轉載於《風傳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