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臺灣的對中政策正悄然發生深刻轉變。這些變化並非表面上看來僅是法律修辭或技術性治理的微調，而是逐步體現出國家戰略邏輯的根本重組。在賴清德政府上任後，這一趨勢愈發明確：不僅國防預算持續提升至國內生產毛額（GDP）的3%，《反滲透法》亦進一步將中國正式定義為「境外敵對勢力」，同時政府也重提軍事審判制度的恢復。這些政策雖表面上以「備戰」為名，實則已超越純防衛思維，開始進入一種更具排他性、敵我清晰化的法理對抗架構。若我們從戰略與法治的角度審視這些政策，其實指向的正是一場「制度性去和平化」（institutionalde-peacification）的過程。這不僅是政策調整，而是國家整體治理模式的方向性轉變。從蔡英文時期的「和平分治」、「互不隸屬」與「戰略模糊」政策線條，逐步走向賴清德時代的明確敵我劃分，象徵台灣在法理與制度層面不再維持彈性空間，而進入「預戰」思維的戰略架構。這樣的政策路線，不僅具有高度風險，也違背了國際社會對台海和平穩定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