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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臺要見龍應台，是想轉交毛喻原幾年前給她刻的一幅木刻像。那像刻得很有神采，它傳達出一個信息，大陸還有一些人對《野火集》念念不忘，燃火者也有她突出的成就：讓她心中的火燒得更旺一些吧。

一九八九年的那場學生愛國運動，我以為五月十三日是個轉捩點。在這之前，學生已經回校復課。但料想不到的是，五月十三日，學生當中有一批強硬分子採取了更為激烈的方法：宣布絕食。這在鄧小平看來，無疑是鬥爭的升級。恰恰是五月十三日那天，我離開了北京。

我第一次會見鮑彤，是一九九二年七月十四日。我與敦先一道去秦城監獄，第一個深刻印象是，鮑彤的姓名消失了，代之以號碼八九○一。鮑自己也笑著，說他一進來人家就告訴他是八九○一，不許再叫鮑彤。從這個代號可以看出，鮑案在中央高層是八九年第一案。在黨內，不光李鵬恨他，鄧大人也恨他，儘管鮑為鄧完成過不少別人無以替代的事。我看這也是「卸磨殺驢」的一技。

一九九一年二月，北京市檢察院以「陰謀顛覆政府，反革命宣傳煽動」的罪名，對王軍濤提起公訴。此前，我不認識王軍濤，一九八○年北京大學生競選風潮我知道，但並不知道王是競選活躍分子。後來得知王在學術界、知識界的分量和影響，大吃一驚，怎麼這麼孤陋寡聞！

「兩案」（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案）主犯裏，第一個提出要請律師的就是「老娘」——江青。早在一九八○年十月二十三日，秦城監獄就傳出消息，江青向監所方面提出要求：「想請律師替我說話。」辯護組裏沒人願替江青「說話」，你想，誰願意頂著「江青辯護士」的帽子跟她一道遺臭萬年呢？上海律協會長韓學章是律師界久負盛名的老大姊，我笑著對她說：「看來只有韓大姊給江青辯護最合適了。」大姊卻硬硬給了我一句：「除了她，為誰辯都行！國人皆曰可殺，我也一樣。」她當時的態度好嚴肅！

歷史在曲折行進中總會有相似處，更難免重複，於是有傳統形成，逐代流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