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會見鮑彤，是一九九二年七月十四日。我與敦先一道去秦城監獄，第一個深刻印象是，鮑彤的姓名消失了，代之以號碼八九○一。鮑自己也笑著，說他一進來人家就告訴他是八九○一，不許再叫鮑彤。從這個代號可以看出，鮑案在中央高層是八九年第一案。在黨內，不光李鵬恨他，鄧大人也恨他，儘管鮑為鄧完成過不少別人無以替代的事。我看這也是「卸磨殺驢」的一技。
我倆在此以前從未見過面。我不主動攀附高官，我跟李銳老先生關係密切也是在他退下來之後。
同鮑談案情是從他如何被「收監」開始。他告訴我們：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十點多，政治局常委宋平打電話，說請你來一趟。見了面，宋問，現在你的安全怎麼樣啊？鮑說，我的安全要是有問題，那不就亂了？我那地方警衛森嚴，不會有問題。宋平這時候透了一句話，你要是覺得住那兒有問題的話，再給你換個地方。鮑說，我住那兒很好，不用換。宋平又附帶問了問外面學生的情況，連半句批評的話也沒有，就熱情地把鮑送到門口。出門，鮑找不到自己的車子，巡視間過來一輛：「請上這輛。」鮑心想，這是怎麼回事？但因為他們是警衛團，就上車了。誰都不吭聲，車就這麼無聲地開著，開了很長時間也不知道往哪兒去。這時候鮑彤心裏打鼓了，但起始也沒想得更多，直到看到路標是往秦城方向，也就明白了。宋平「換個地方」中的善意也就昭然了。
到了秦城，沒有馬上入監，放到一個招待所裏。鮑什麼話也沒說，只是向秦城的人要了五本書：《憲法》、《黨章》、《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刑法》、《刑事訴訟法》。你看，他哪裏是一般的人呵，並不那麼好對付，相比之下，李鵬的頭腦著實有點不夠用。
後來問題逐步升級，鮑彤由在特定「招待所」內的「監視居住」，到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五日變為「逮捕」，直至「提起公訴」。
起訴書指控的頭條大罪是「洩密」。關於這一點，鮑講得詳盡具體，他告訴我們——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政治局常委開會。會上鬥爭激烈，趙紫陽表示，現在的組織決定，我很難執行。鄧講了一句：「你現在還是總書記哦！」鄧的這個表態對鮑案非常重要，它表明，五月十七日鄧還沒有下定決心把趙拿下去，還讓趙把責任承擔起來。儘管國法、黨規都沒有賦予鄧大人這樣的特殊權力，但當年的實際狀況就是他說了算，他承擔著「太上皇」的職能。趙沒吭聲，會就散了。人都走了，李鵬沒走，追著趙說：「紫陽同志，你要小心，你身邊有壞人，有洩密的問題。」趙後來跟鮑講，我知道他是在影射你，就回了他一句：「李鵬同志，講話要有證據。」李說：「我有證據，但現在不往外拿。」（註：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八日上午十一時，李鵬與學生代表對話時說：「同學們提的這場事件的責任、性質問題，我理解。我作為總理，共產黨員，不隱瞞自己的觀點，但今天在這裏不講……」（參見《李鵬日記》頁一○○）也是「現在不拿」的意思。）
趙紫陽一聽李鵬說有證據，就問鮑：你到底在外面幹什麼了？有沒有問題？鮑說，紫陽同志，請你放心，我一點問題也沒有。趙說好，有你這句話，我就放心了。紫陽跟著就告訴鮑，常委會上決定戒嚴，我服從，但我執行不了。因此考慮辭職，你現在替我起草一個辭職書。鮑彤當場一揮而就，
紫陽一字未改，說「好，就是它」。辭職書拿給楊尚昆，請楊轉鄧。楊尚昆一看急了：紫陽同志，你不能這麼幹，這麼弄不是授人以柄、火上澆油嗎？無論如何得收回去。紫陽考慮到楊尚昆講得很誠懇，當晚收回了。
鮑彤幹完這件事，回到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臨時召開了會議，說這麼晚把大家請來，是因為情況可能會有變化，我也許不會再跟同志們一起工作了，今晚的會可能是最後一次。今天講這個，只是對大家負責，不對外。有人就插了一句，說咱們內部不會有叛徒。恰在這時進來一個人，恰是第十三名，於是有人開玩笑說：這不是「猶大」來了嘛！
就是這麼一個會，鮑在會上一字未提趙紫陽的工作，根本不存在「洩露趙紫陽將要離開總書記崗位的機密情況」。
鮑接著對我們講，至於說我搞「反革命煽動」，更是無稽之談，他們舉出的當事者都還在，很容易查清楚。你們看看案卷也許就都明白了，因此他對這一點沒有深談。
談話中間，敦先去衛生間。鮑瞅他遠去，立即直望著我，一邊用手往自己腦袋上提，一邊問道：「他怎麼樣？」我不知從何處來的靈感，悟出「他」指的是紫陽，立馬回應道：「他很好。身體很健康！你放心。」儘管說的是實情，但心裏卻酸酸地，有淚欲流。鮑跟著說：「他好就好，只要他好，一切都會好。我無所謂。」這話發自肺腑，我深深地感到，他們之間夠得上「戰友情深」！
待到敦先回來，鮑還說了一件事：他五月二十八日被綁架到秦城，失去自由，但一直到六月十一日才辦了個法律手續：監視居住。鮑說這個手續完全不合法，一是居住由武警監視，哪兒也不許去，院子都不准出，實際上是軟禁；二是六月十一日辦的手續，卻倒簽為五月二十八日，這是偽造法律文書。他當場就提了出來，當然不會得到答覆。
鮑彤曾對我講，幾個政治局常委，他跟每個人都打交道，為每個人服務，水平最低的是李鵬。李鵬覺出鮑從心底裏瞧不上他。另有三件事，更惹得李恨恨不已。
第一件，李鵬攜夫人訪日。到東京的第二天清早，夫人發現項鏈不翼而飛，報案說多少多少克拉，多麼多麼貴重。日本人非常緊張，找了半天也沒找到。後來他們把房子翻了個底兒掉，終於在沙發縫裏找了出來。日本人精明啊，拿去化驗，結果出來，是條假貨。日本人跟大使館照實說了。大使館報告外交部，外交部上報中央。鮑一看材料就火了，認為有失國格，說朱琳應作檢查。李鵬能舒服麼？
第二件，李鵬把老毛的游泳池占了，還要重新精裝修，一下子花了幾十萬。那個時候的幾十萬是個大數，財政就問這筆錢怎麼報，問題搞到書記處，鮑彤說，主席的游泳池本來就夠高級了，還要重新裝修，夠浪費的啊。這又刺痛了李鵬。
第三件，一天晚上，北京朝陽區公安局抓到了兩個酗酒鬧事的年輕人，其中一個進去就說：你們抓我？我是李鵬的兒子。公安一聽，不敢信也不敢不信，打電話一問，果然是李公子，就把人放了。但事情報上來了。鮑彤一看，說李鵬同志家教不嚴，應該檢討。這個鮑彤！
鄧後來為什麼也討厭鮑呢？導火索是電臺廣播了趙紫陽對戈巴契夫的一段談話，說我們黨形成了這麼一個慣例，處理問題還得依靠小平同志的經驗和智慧，重大問題還要請教小平同志，由他拍板。據說，鄧小平聽播音時，說：為什麼趙紫陽這幾句話的聲音放得特別大，這一定是鮑彤給電台打的招呼，搞的小動作。他為此特別惱怒，直到對鮑起訴前，喬石委員長批示說鮑的問題應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硬讓鄧否了。可在這之前，鄧是非常欣賞鮑的。他復出之後就科技問題所做的報告，受到廣泛的稱讚。那個報告題為「科學的春天」，出自鮑的手筆，鄧十分滿意，說「一個字也不改了」。鄧對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大所做的政治報告也曾一再講，「一個字不能改」，他當然清楚這個報告也出自鮑彤之手。怎麼稍有分歧一夜之間就成「反革命」了。如此是非不分，黑白顛倒，我只能說，這是醜惡的政治反覆，太醜了。
審理是不公開的。有一位醫師、一位電工、兩位錄影師作為特勤人員留在法庭。首長們都在會議廳看閉路電視，不在庭內。我後來聽趙琳講，李鵬對我的法庭辯論咬牙切齒，只是不清楚他從哪裏看的錄影？
法庭辯論並不如想像中的激烈。我對鮑彤的表現非常滿意，此公頭腦清楚極了，講得有條有理，重點、全面、具體地說明了觀點，還頗有點慷慨陳詞的氣勢，一句廢話也沒有。有朝一日如真能與李鵬對庭，李哪裏會是對手？
我針對公訴人的演說，圍繞證據問題講了四條意見，作為敦先辯詞的補充，屬即席發言，從中略能看出我對鮑案的法律見解。核心內容是，從法理上闡明反對政府首腦並不等於反對政府；反對政府，也並不等於推翻政權，並且舉出，當年以批「兩個凡是」為名反對華國鋒這位「政府首腦」，無人認為是反革命的例子，做為實證。這，駁得倒麼？
鮑的「最後陳述」，與他本人在庭外表述問題的方式相似：明快、清晰、乾淨俐落。他以陳情的語調講了五條，除了指明起訴書的內容「意味著李鵬對我的指控已經排除」之外，著重指出：「起訴書也未指控我洩露了戒嚴機密，未指控我搞了陰謀策畫。因此，這份起訴書的意義不在於指控我幹了什麼，而在於沒有指控我做了什麼。」
「但是，我不能同意起訴書的結論。它羅列的幾條都不合乎事實。我無罪！」
「本案只涉及三個小時，即『五一七』的會，不過兩小時，『五二十』與陳一諮的談話，不過一小時。我只求法庭把事情弄清。我以為，做到這一點，只要不唯上、不唯書，唯客觀就行。」
講得真好！只是事後我想：「當局者迷」是不是一條規律，他的這段陳述也殘留著一點「迷」的痕跡。依我之見，對於他的案子，要求法官做到「不唯書」，可能；要求「不唯上」，又怎麼辦得到呢？哪位法官能判定這個案子呢？
宣判只用了十分鐘，家屬允准旁聽。鮑本人沉著冷靜，未動聲色，聽完判詞微微一笑，也不尋覓家人。那微笑給我的感覺是：不出所料，不過如此。夫人有點激動，掉眼淚了。在淚眼送鮑離開法庭之後，泣不成聲地對我說——
「上訴罷。」——我知道，在這種情況下，說什麼安慰的話都沒有用了。
無須琢磨，上訴審肯定是「書面審理」。我擬好書面辯詞，去秦城與鮑交換了意見，得到了他的同意。
維持一審判決自在意料之中；但二審依然全面肯定已在辯論中被根本動搖了、否定了的控訴證據，甚至連行文都無二致，卻更為深沉地使人感到，在這類案件中，律師辯護制度顯得多麼無濟、無力！
鮑彤最終被判了七年。我原來估計的比這個還要重，因為我確信李鵬不會輕饒他。但話說回來，就憑這些子虛烏有的東西，判人家七年，這般他媽的愣整，的確太過分了！
然而我堅信：歷史是公正的；歷史的審判必然也是公正的！我從未懷疑，公正的歷史會還無辜者以清白。也從不懷疑，一切有罪於人民的人，儘管他可以權傾一時，卻終將受到歷史的公正裁判，任誰也逃不脫。李鵬要用一本《日記》逃脫歷史的審判，休想！（註：李鵬在中國境外出版《日記》，意在推卸六四重責。）
鮑彤恢復自由後，我每年都約他一家聚一次，他的愛女小紅現在是我的乾女兒，也特可愛。
鮑彤最初搬到偏僻的魯谷村，住在八寶山對面，我和李會更、傅可心一道上家裏去過。後來入門手續越搞越繁瑣，除搞登記外，還得讓主人下來接，我對這一套特別反感，乾脆不去了。這樣也好，我們每年會一次餐，有時還會約上他們想見的老友，每次都談得十分高興。親朋敍舊，不亦快哉！
鮑彤的書法有特色，請他給我寫了一幅文天祥的〈正氣歌〉，那時他軟禁在西山，可以送去筆墨紙硯，他一氣呵成，透出骨氣。還有一幅〈六‧四述懷〉，也留給我了。那詩寫於六十四歲生日。幾年前，曾看到一篇可能是吳國光先生的文章，提及鮑詩，發問這份〈述懷〉不知散落何處了，特錄供欣賞。
時光過得快，六十四歲了，言發自心必有詩，此一九六八年舊句也，於今仍作如是觀，過六十四度生日，不可以無詩，用壽字韻，計得五首，援筆錄如上。
＊作者為中國維權律師。本文選自作者回憶錄《行者思之》（遠流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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