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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校對，修改我的書稿，對我來說都是一個痛苦的過程，甚至是一種折磨；我不得不一遍一遍地回憶中共那些令人怒不可遏，又極度無理加無恥的暴行。中共把人性之惡發揮到極致的一幕幕就像電影畫面一樣，在我的腦海裡重複出現；連聲音都是那麼地清晰可辨，甚至帶著人性被極度扭曲的邪惡。

他們不斷揍我，把我的雙手扭在背後，緊緊勒住我的脖子，一直到了天津才鬆手。當其他山東人趕上來，鎮長朱紅國和另外一人擠進我們這輛車，跟一路上始終死扭著我手臂不放的那兩個綁架者換手。朱紅國示意同伙鬆開我的手臂，然後拍拍我的背，好像要安撫我一樣──顯然，他對使用暴力迫使我屈從，感到不舒服。雖然他每件事都涉入其中，不過他本性還是相當善良的，在遵從黨的指示的同時，還會試著用不容易讓人注意的方法來保護我。

他們監視我們，我們也同樣監看著他們。我們研究他們的每個步驟和習性。我們計劃逃亡已經一年多，以細微的耳語一再討論每個細節─我們判斷這些挾持者已經在屋內裝了竊聽器，能聽到我們所說的每一個字。

雖然喪父之痛依然縈繞在心頭，我還是急切地想繼續我的工作，希望能找到幫助生活困頓之人的辦法。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日上午，大概十一點，在幾年的監獄和拘禁的生活困境下，我的身體已經完全沒有力氣。但在危機時刻，我的內心又充滿了希望和無盡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