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監視我們，我們也同樣監看著他們。我們研究他們的每個步驟和習性。我們計劃逃亡已經一年多，以細微的耳語一再討論每個細節─我們判斷這些挾持者已經在屋內裝了竊聽器，能聽到我們所說的每一個字。
如果我能逃出村子的範圍──過去一度被稱為是家的地方，現在已經是座私人監獄，超過七十多名看守包圍並堵住所有可通行的出入口。「你回到家的狀況還不比在監獄好。」就在我被關在監獄內四年多、要被釋放前不久，有名典獄官這麼跟我說。他說得對，在我回到東師古後，就遭受到嚴密的在家拘禁──
中國儼然是座巨型監獄，而我家成為其中心點
自從回家以後，我已經無數次試圖逃離。我的妻子偉靜和我不停地在爭辯和討論每個計劃的風險與優勢，我在心中也一次又一次地走過每個可能的路徑。我決心逃亡。只有想盡辦法逃走，才有可能保住我的生命精神。
自從入獄後，我的身體狀況就變得很糟，當局甚至不讓我就醫。我幾乎是全面被隔離在住家之內──不能外出，沒有訪客，與外界毫無聯繫。我嚴重腹瀉，通常還有血便，我時常感到筋疲力竭。最近，我大概每個月就有兩周時間躺在床上，病到動彈不得。如果到最後我失去求生的奮鬥意志，當局就會說我已經死於某種疾病，安然死在家中的床上。但誰會知道這其中的差異呢？我所擁有的就只剩下決心而已。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日，我和偉靜像往常一樣，在堂屋裡透過玻璃與門縫偷偷觀察院子裡看守們的一舉一動。幾天前我們知道東側鄰居家中的狗不見了，我經常說一隻狗比一百名看守還要危險；而現在既然沒有了狗，我們就集中精力將東側鄰居的房舍當成逃亡路線重要的出發點。
當天早上，我一如往常般在心中默想路線圖，注意每道細節──要在何處正確轉彎，圍牆的位置和各種物體間的距離，以及偉靜在好幾個月的日常生活中幫我蒐集的現場所有事項的枝微末節。只有我們兩人知道這計劃，也已想好逃亡之後的安排──當我通過重重看守後，會試著尋求村內其他人的協助。在我逃亡的路線上，恰好就住著一位孩提時期的密友，以及另一名木匠好友。可是我們無法和外界任何人聯繫，逃亡的消息無法事先告知他們。要知道，告訴他人逃亡計劃是非常危險的，哪怕是我的母親──她就以我的安全為由，強力反對我逃亡。
偉靜和我經常討論，一旦我獲得自由，該如何將消息傳送給她。我們無法通信或打電話，因此唯一的辦法就是遞送「暗號」。我們最後決定，如果我活著逃出去，就叫其他人送六顆蘋果給她。「六」意味著順利，蘋果的「蘋」諧音平安的「平」；如果找不到蘋果，會找其他六個東西，以此暗示我已經順利逃出。 （相關報導： 習近平訪美前 中國維權學者郭玉閃獲釋 ｜ 更多文章 ）
平時，偉靜都在屋內觀察看守，並尋找時機。那天稍早她曾上到平房的屋頂（我們會在那曬糧食和晾衣服）；她注意到，在我們家院子和大門口值勤看守的組長的汽車並不在那兒。通常我們家院子內有六名看守，他們會坐在房門外的矮凳子上。值勤小組的六人今天坐在我家大門裡面，其中只有兩人會直接看到屋子的門，我們覺得應該是個好機會。快到上午十一點時，時機來了：最靠近我們的一位看守站起身，拿著空茶杯走向放在院外的保溫瓶，他的動作看起來似乎相當悠哉、一派輕鬆的模樣。在他前去倒水的路上，會有幾秒鐘時間擋住另外一名看守的視線。我必須趕緊跑出房門，快步衝過院子來到東邊的圍牆，這大約是四、五公尺的距離。片刻之後，看守就會再次看到我的屋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