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造訪艾未未工作室時，感覺很奇怪──一種壓迫感，空間幽閉得令人恐懼。他的助手正在工作，設計圖用大頭針釘在牆上，但艾未未還生活在法律的煉獄裡，雖然能自由地創作藝術，但禁止離開首都。警方要求他每次離開家都要先來報到。他跟我說：「我必須向他們報告我要去哪兒，要見誰。基本上我聽他們的命令，原因是這根本不意味著什麼。我還想告訴他們，我不害怕。我可不偷偷摸摸。他們可以跟蹤我。」
《藝術觀察》（Art Review）雜誌最近公布其全球最有力量的藝術家排行榜，艾未未列在榜首。有位記者電話訪問他有何感想，他說這荒謬至極，因為他「感覺上一點力量也沒有」。他覺得脆弱，在很久的一段期間內，他第一次向自己無法控制的力量屈服了。
艾未未已走出監禁，並投入更大的戰役，以爭取影響中國的文化生活。在這位藝術家獲釋不久，胡錦濤國家主席便矢言加強他稱之為中國「文化安全」的工作。他警告說：「國際敵對勢力正加強西化、分裂中國的戰略陰謀。」國家主席呼籲國人要「敲響警鐘，提高警覺」。黨正在意識到一些急迫的問題：如，中國藝術、理念及娛樂的畛域將由誰來界定？而在政府、異議人士、企業大亨，還是耙糞人之間，公眾會相信誰？
黨決定採用當初對經濟很管用的方子──計畫、投資及制定規則──然後應用在文化界。第一批目標裡的一些選秀節目，足以支配某些地方電視台。黨下令電視台拿掉「重複、越線及氾濫過多的節目，包括那些談愛情、婚姻、友情的東西；還有選秀、煽情故事、電玩節目、綜藝秀、脫口秀及實境節目」。三個月內，政府把那些東西的數目砍掉三分之二，而且矢言讓電視回歸到宣揚「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
藝術家、作家及製片人逐漸失去了耐心。中國可以在一天內新增加電影銀幕十塊，但其製片人卻被掐得透不過氣來。導演賈樟柯抱怨說，為了在中國發片，「我得把所有的共產黨人描繪成超級英雄。」中國產出的電視節目比世上任何國家都要多──一年超過一萬四千檔──但其他國家不要那些東西，所以中國進口的電視內容，要比出口多十五倍。當裝模作樣的南韓音樂視頻《江南Style》變成驚奇大轟動──網路史上最多人觀看的短片──中國藝術家們則抱怨說，他們是做不出這樣作品的，原因是主管他們作品的文化官員，絕不會允許戲謔嘲弄北京上流精英的東西，反之官員們堅持，出口用的音樂視頻要堂而皇之，令人印象深刻。藝術家流傳一支苦澀的喜劇短片叫「上海Style」，這位江南Style舞步的創造者，不但未能獲得灑下來的鈔票，反而被關起來，罪名是「瘋狂四處跑」。
文化界人士變得越來越辛辣。電影導演陸川本來答應替北京奧運製作一支短片，但他被如此多的官方「指南及命令」滔滔淹沒，以至於只能放棄計畫，並鑄出一個新詞來形容這一問題：「功夫熊貓」。這個詞彙要形容的是：那部有史以來描述中國兩項國家象徵——「功夫」及「熊貓」——最成功的電影《功夫熊貓》（Kung Fu Panda），事實上必須由外國電影公司（夢工廠）來生產，原因在中國製片人沒能獲准，拿這麼嚴肅的主題來搞笑。
「中國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的刪檢人員總是私下作業，他們絕不會公布自己的命令和指示，只是現在，導演們開始向民眾公開抱怨了。二○一三年四月，電影導演馮小剛領取「年度導演」獎項，發表例行演講時，抓住機會大膽陳詞；他縮短自己的感謝對象名單，然後說：「過去的二十年間，中國的每個導演都倍受煎熬，這種煎熬就是審查。」馮小剛並非異議人士，他憑著拍浪漫喜劇及大預算史詩電影而白手致富，只是數十年來的妥協、退讓，在他的專業自豪裡留下不平的傷害。他對聽眾們說：「為了通過審查，我得把自己的電影往壞裡改。」若是馮小剛的論點講得還不夠清楚，那電視觀眾可以看刪檢人員貌似不經意的示範：就在他致詞時，控制間不知是誰，及時按下了按鈕，刪掉馮談到刪檢行為；電視觀眾只聽到馮小剛說，「這種煎熬就是——（嗶）。」
一些中國最有創造力的人認定，按規矩玩的成本，要超過利益。在馮導大暴走幾個星期後，小說家兼散文家慕容雪村也遭逢限制。當網管刪掉他的微博帳戶，他發表一篇散文叫〈給匿名審查人員的一封公開信〉（原題應為：致黑暗中的弄權者）。他寫道：「在未來的幾年裡，我會長期奮筆反抗，不停創作直到我看到黎明的曙光……我意識到這封信可能只會給我帶來不幸……我曾經恐懼，但從現在開始，我不再懼怕……這就是我們之間的不同，親愛的匿名審查員──你擁有的只是現在，而我憧憬未來。」
為了創意而奮鬥，遠超過電影及小說的界限。中國經濟已來到轉折點：廉價勞工的時代快要結束，中國領導人也絞盡腦汁，想培育創新，以讓國家超越組裝線時代。中國在研發方面的投資僅次於美國，而且已超越美、日，成為最大的專利申請國。但其中很多沒什麼價值；提出申請只為符合政治目標或吸引資金。中國生產的科學論文數目，除了美國，別國比不上，但就品質的測量標準（論文平均獲他人引用次數）來說，中國連前十名都打不進去。學術造假猖獗；浙江大學有本期刊，使用「交叉檢查」（CrossCheck）軟體，掃描抄襲行為，發現收到的所有論文裡，三分之一有抄襲，不然就是由以往論文裡拷貝篇章。在一項政府支持的、由六千名中國科學家所做的研究裡，三分之一承認自己捏造數據或者抄襲。
在北京清華大學蒼翠的校園裡，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薛瀾悲嘆說，很多中國機構根本在擋路，不讓國內某些最有才華的年輕人出頭。他舉例說，在一個渴求要冒險的時代，在一個白手致富及出現農民達文西的時代，一九九九年政府創設小型企業創新基金，但其官僚DNA卻叫它只押安全賭注。薛院長對我說：「鑑於它是公家基金，他們在乎的是，如果失敗機率很高，審核不怎麼好，人們就說：『嘿，你們在浪費錢。』但創投資本家則說：『碰到一大堆失敗，是很自然的事。』」要培育新銳創意，並讓它們發展，所耗費的可不是簡單得宣布自己有此野心，就足矣；它需要強大的法庭，以保證不受政治干擾，且可以保護智慧財產權，如此創業家們才能彼此信任，足以推動創新及合作共事；它需要大學實驗室，裡面的創意思考者可以自由挑戰其老闆，不必害怕報復，也不擔心中宣部會來干擾。博客主兼新聞分析家趙靜習慣用「安替」的筆名寫作，他便問道：「若是你厚顏無恥地抄襲美國網站，就變成億萬富豪，然後再推它上股市，那麼誰願意挺身而出搞創新？」
有時候，中國操行其控制，在制度面上的本能反射，違背生產力幾乎到了叫人窒息的程度。曾有一度，中國程式人員被禁止更新一套很受歡迎的軟體系統叫「Node.js」，原因是它的0.6.4版本呼應到六月四日，天安門鎮壓的日期。還有另一個案例，有個數位設計專案，取名自瑞典一個叫做法倫（Falun）的城鎮，結果被打到趴，原因在防火長城把這個名字詮釋為「提及法輪功」。臉書上市前幾天，投資銀行家兼哈佛商學院畢業生、易凱資本創辦人王冉，翻閱臉書的上市說明書，瞧見一個句子提醒投資人說，臉書在四個國家遭到封鎖：伊朗、北韓、敘利亞及中國。他看見中國列居世界上某些功能最失常的國家之一，這實在令他錯愕。他對自己數百萬名社群媒體追隨者寫說：「我不認識各位，但我開始認為，國事如此，實為污辱。」那記尷尬像是蜂螫，其背後還有一個問題──攸關中國未來的深沉問題：假如中國連讓它的人民使用臉書都不敢，它怎麼能期盼發明出「下一個臉書」？
＊作者為《紐約客》(The New Yorker)記者，於2005年到2013年派駐北京工作與寫作。本文選自作者著作《野心時代：在新中國追逐財富、真相和信念》(Age of Ambition:Chasing Fortune, Truth, and Faith in the New China)中文版（八旗文化出版）第22章〈文化戰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