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初習近平提出對臺「習五點」，蔡總統以「不接受一國兩制是臺灣共識」反擊；其後不久，香港「學生動源」召集人鍾翰林等3人1月11日至15日訪臺，鍾翰林會晤林保華、楊月清夫婦，與自由時報記者蘇永耀在國史館見面，但被數名香港人、臺灣人長程跟監，進而被大公報誣指密會蔡總統「密使」；當我方立委、學者指出中共侵門踏戶、我安全維護有待檢討後，香港媒體又諷刺稱臺灣小題大作，質疑當事人為何不出面澄清，顯然是有步驟的烏賊式宣傳戰術；據指出，中共臺辦系統是這次事件的主導。
大公報事件還有些橫跨港臺的黑道陰影。王丹指出，中共1980年代準備回收香港時就與香港黑道串聯，近年中共瓦解香港泛民派力量，運用不明暴力是重要手段，如前明報主編劉進圖2014年在街上被砍，2016年立法會選舉時朱凱迪當選首日就被陌生人跟蹤，「香港眾志」黃之鋒2017年1月訪臺在機場險遭四海幫追打，王丹認為是代表中共的香港中聯辦在指揮。另據悉，周姓中共退役武警大校近年多次來臺，接觸台灣統促黨、洪門、中華致公黨；「中國民主黨」原由愛國同心會會長周慶峻兼任黨主席，最近由四海幫雷堂堂主接任。
因此這次事件不能小覷。如果說2018年1月萬豪酒店把臺港澳藏列為國家被中共要求道歉更正是中共19大後對臺「去主權化」外交攻勢的開端，不能排除這次事件是今年1月初「習五點」提出後，中共結合港澳開啟對臺「複合式作戰」的新階段。中共對台複合式作戰目的是在不流血前提下達到威懾（awe）目的；2018年4月央視報導東部戰區直升機夜間海面射擊演練、中共空軍發行繞行臺灣信封，就是這種複合式作戰，但大公報事件則是透過直指臺灣政治中樞，形成更直接的威懾效應，並可擴張戰果、掌握主動。將此種精心設計放在較宏觀的歷史脈絡來審視，可看得較清楚。
這個脈絡就是：習近平要將建國最後一塊拼圖－統一臺灣--提上議程，仍要用毛澤東的建國三大法寶：黨的建設、武裝鬥爭、統一戰線，而黨建是根本。中共以黨領政、黨指揮槍，習近平19大後大呼「東南西北中、黨政軍民學，黨領導一切」，自然統一大業要由黨領導、指揮。「萬豪酒店事件」、「央視報導直升機夜間射擊」、「大公報事件」3例有武裝鬥爭、統一戰線，表面雖沒有黨的痕跡，但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策略卻是其上游、前提。這裡可回顧一下中共1949年建政前對臺黨建的經驗。
根據前中共統戰部副部長張執一「在敵人心臟裡」等資料，中共1945年8月在延安成立「臺灣工作委員會」（臺灣工委），指定曾唯一參加長征的臺籍人士蔡孝潛為書記；1946年中共成立「中共中央上海局」，台灣工作委員會納入管轄，除蔡潛為書記外，幹部有簡吉、謝雪紅等，下轄臺灣學生工委、臺北市工委、高雄市工委、基隆市工委、臺灣郵電職工委、蘭陽地區工委等，1949年5月臺灣工委向中共中央報稱有地下黨員1300人，同情群眾2000人，並在大學散發機關刊物「光明報」，曾向中共中央提出「攻臺建議書」，建議以1950年4月為攻台時機；1950年蔡孝潛被臺灣保密局兩次逮捕，供出整個組織，臺灣工委瓦解，也查出當時潛伏國防部的吳石中將是共產黨；中共官方媒體近年檢討當時臺灣工委失敗的原因，包括組織薄弱(黨員人數太少)，領導人作風奢華(蔡孝潛經常到波麗露西餐廳吃早餐，生活有如走資派)，推動工作過於張揚、急躁（蔡孝潛就是因基隆市散發「光明報」被循線逮捕）。
當時指揮臺灣工委的上海局，還建立了地下上海市委、南京市委、西南地區地下組織、上海文化工商統戰委員會、策反工作委員會，任務除策動武裝暴動外，還創辦黨秘密企業，展開情報工作，成功策動國軍兩艘軍艦、20多架飛機叛變，工兵團爆破江灣軍火庫，取得湯恩伯作戰計畫、江陰要塞圖等，其中也運用流氓及亡命之徒為山東等被封鎖的中共佔領區輸送物資。從1946年後中共黨的臺灣工委與上海局工作內容看，就是武力戰、情報戰、經濟戰、輿論戰、心理戰的複合式作戰，就是黨領導一切。
香港回歸經驗也證明，1947年中共以「新華社香港分社」掩護「中共港澳工委」，是1997年前中共在香港的指揮中樞，在當地統籌政權移交前極為複雜的內外事宜，包括發展中資企業、1983年在港股上市，拉攏主要資本家，處理中英關係，入股空運、海運，介入香港媒體，乃至拉攏香港文化、娛樂界；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出走的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港澳工委書記許家屯的香港回憶錄，提供詳實資料。當時就有香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設計要「垂範」臺灣，弔詭的是，時至今日，香港經過2003年抗議基本法立法50萬人遊行，2014年「佔中」雨傘革命，2015年立法會否決2017年直選特首的政改方案，2017年選出中共屬意的林鄭月娥後，一方面臺灣不太關心，二方面香港也無範可垂了。
所以黨建是一切的源頭，習近平若真有心促統，他應該會重建臺灣工委。中共目前在臺灣設辦公室的有海旅會、海貿會、中國機電商會，新華社、人民日報等10家媒體，代表華為的訊崴公司，代表北京市的京泰公司，廈大臺研院，乃至親中的中華致公黨、統促黨、中國生產黨、愛國同心會、臺灣軍政府…各有其在中國的條塊對口單位，或許都歸口到中台辦，19大後中央統戰部擴大職權，也可能歸口到統戰部；但這都是靜態的平時機制，從辯證法角度看，事物從來沒有靜止狀態的，更何況促統就是要促變，臺灣工委應是促統的統籌機構；至於地點，直接設在島內不容易，若取法歷史經驗，東南沿海的上海、江、浙、福建、廣東都有可能。
今日若有中共臺灣工委，面貌可能與1949年前完全不同。首先，中共必然記取當年蔡孝潛急於求成以致失事的教訓，更為低調、隱蔽；其次，當前視訊會議、網路、行動載臺、5G等通訊方式先進，可讓臺灣工委遠距離操控；再者，中共雖至今仍企圖運用黑道用暴力陰影威懾臺灣，但臺灣已是成熟的民主國家，不可能再像初遷臺的國民政府以暴制暴、動輒送「匪諜」上刑場。不過，人性是不會變的，中共運用較遙遠的戰爭機器，或近距離的黑道暴力，製造恐懼、動亂，再施放足以壟斷臺灣人認知空間的海量真假訊息，或許更能符合習近平要求。
吾人對中共對臺黨建的「法寶」要有戒慎的心理準備，雖不能重複1949年以後的白色恐怖手法，但可借鑒當時的「保密防諜，人人有責」理念，以現代的民主、自由制度為依託，從立法、執法、反情報入手，建立專業骨幹、培養全民支持的土壤，吾人就無需恐懼。
＊作者為台南人，文字愛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