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有時驚人地相像。從歷史內在的連續性上說，與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最為相近的，乃是曾國藩的所謂洋務運動。這兩段歷史的定性甚至可以互置，即，改革開放是毛澤東時代之後的洋務運動，洋務運動是同治中興年代的改革開放。歷史真是難以捉摸，毛澤東和蔣介石全都先後學過曾國藩，卻沒有一個學成；恰恰是從來不提曾國藩，可能連曾國藩的書文都沒讀過的人，卻在二十世紀末扮演了曾國藩角色。
筆者曾經在〈論曾國藩事功的無言意味〉中指出：「曾國藩的功業沒有大到改換王朝，但他所立之德卻涵蓋了整個中國晚近歷史。」（《李劼思想文化文集》第三卷，《論中國晚近歷史》）同樣的評說，也適用於鄧小平，鄧小平的改革沒有徹底到改朝換代的地步，但他的努力卻改變了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中國的二十世紀，簡單說來，就是從曾國藩時代經由孫中山革命轉入毛澤東時代，然後再經由鄧小平的改革回歸曾國藩式的開放時代。
與毛澤東過世後毛澤東時代由鄧小平的改革，基本上、至少在話語上終結了不同，曾國藩謝世之後，以曾國藩為標記的時代並沒有結束，一直延續到聯省自治格局出現之後，才毀於孫中山發動的那場在蘇聯列寧主義指導下的大一統戰爭。
曾國藩一生所做三件大事，件件有爭議，而每一件又都在以後的歷史上不斷重複。戡定太平天國為人所詬，尤其是在毛澤東崛起之後，在農民起義被毛澤東說成是中國歷史的推動力之後，幾近罪孽。創辦洋務從而開創了同治中興，也遭非議，尤其是在毛澤東的閉關鎖國時代，洋務也罷，西化也罷，全都等同於和平演變。至於平定天津教案，更讓曾國藩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讓當時的清流攻擊不說，也讓後世懷疑他的愛國情懷。
事實上，曾國藩所做的這三件大事，件件牽動著中國歷史的命脈。中國歷史究竟要不要以一次次的造反和暴動來刷新？日本明治維新式的成功在中國到底有沒有可能？以什麼樣的心態與西方國家交往、與西方文化交流？這三個歷史課題，至今依然如同三份試卷，十分嚴峻地擺在中國人面前。
鄧小平的改革，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對這三份試卷的回答。鄧小平毅然決然地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式的造反有理，一方面以經濟建設取代階級鬥爭，向國內民眾表明毛澤東時代已經結束；一方面以出擊越南，向國際社會表明中國退出冷戰時代，不再以大量的人民幣亦即人民的血汗錢，去換取子虛烏有的世界革命領袖地位。在野蠻的窮困的專制國家和文明的發達的民主國家之間，鄧小平不再像毛澤東那樣，刻意拉攏前者，與野蠻世界為伍；而是斷然轉向後者，與文明世界為友。自此以後，從延安時期開始的留蘇傳統，改為鄧小平時代的留美赴歐時尚。
然而，正如曾國藩有曾國藩的兩難，鄧小平也有鄧小平的死穴。而且，彼此同病相憐。曾國藩難以徹底，推翻滿清王朝；鄧小平無法突破自己，走出黨天下的體制；曾國藩的事功是無言的，鄧小平的改革也是失語的。歷史上的這二位改革家，全都沒有自己的改革話語。一個說，「倚天照海花無數，高山流水心自知」；一個說，不討論，不爭論，摸著石子過河。
在打下天京之後，曾國藩確實具備了一舉北上、推翻滿清的條件。可是，他非但就此止步，而且還解散湘軍。當時有許多人不理解，後來有更多人不明白，曾國藩究竟為何作出這樣的選擇。曾國藩的高山流水心自知，究竟知什麼？
要解開曾國藩此舉之謎，不僅有必要讀懂宋明理學連同孔孟之道，更有必要讀通中國歷史，亦即以陳寅恪所言「通今古之變」之眼光觀之。曾國藩是深得理學要義的一代大儒，其立功立德之成就，高於朱熹的立言，與孔子遙遙相望。理學的要義，在朱熹是講出來的，而在曾國藩則是做出來的。孔孟之道到了朱熹，已經沒有孟子天降大任的野心勃勃，也沒有董仲舒究天人之際意味，而是朱熹說的，「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正心誠意成為一個儒生的基本信條，也是有無內心修為的根本標記。
曾國藩在打下天京後的舉措，並不是一種頗具想像力的歷史創造，而是一種相當嚴謹的先聖臨摩。解散湘軍乃是周武王當年刀槍入庫、馬放南山的翻版，拒絕北上含有周公當年還政於成王的風範。姬發、姬旦樹立的榜樣，在劉邦、趙匡胤、朱元璋一類的流氓皇帝是不當回事的，但在曾國藩這麼一個理學出身的大儒，卻絕對不敢造次。內聖方可外王，沒有內聖的外王，即便王成了，也不過一個流氓，流氓一個。君子有所必為，君子有所不為。後來的赴天津平定教案，是君子有所必為；而打下天京之後的拒絕北上，則是君子有所不為。這就是曾國藩所言的「高山流水心自知」之知。
放棄了北上機會雖然可惜，但曾國藩在地方上的努力，卻也不失為無心插柳之舉。這跟後來鄧小平的只做不說，似乎異曲同工。正是由於曾國藩的努力，後來出現了東南自保的地方自主獨立，致使慈禧太后所推動的義和團運動，沒有能夠像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那樣殃及全國。這樣的自主獨立，對於中央集權專制有著遠比康有為的變法更加實在更加強勁的解構力，從而最終導致梁啟超、章太炎這對死敵共同說出了聯省自治的話語，導致了各路諸侯心照不宣地走向聯省自治的格局。從曾國藩平定天京之後的封疆大吏，各據一方，到二十世紀初的聯省自治，一代代的精英，付出了將近半個世紀的努力。人們可以說，歷史的演進是緩慢的，也可以說，歷史的演變是需要耐心的。
八○年代的這場改革，精英們缺少的正是這樣的耐心。平心而論，鄧小平在政治體制改革上，並不是鐵板釘釘不肯動彈的。鄧小平至少廢除了家長制和終身制，從而把家天下還原成了黨天下。沒有像毛澤東那樣，兒子做了烈士，侄子也行，老婆也行，甚至小妾也行，硬要把江山塞進毛家的褲襠裡。鄧小平也沒有像蔣介石那樣，毫無商量餘地的安排自己兒子做權力接班人。鄧小平更不像金日成，讓朝廷姓金並且想要永遠姓金。鄧小平甚至都不像李光耀，悄悄地安排兒子做跳躍式的繼位者。鄧小平沒有這些東方專制者通常難免的心理情結。鄧小平所猶豫不決的只是，要不要把黨的天下，交還給民眾。
鄧小平可以不讓子女接班，只讓他們賺錢以作補償，但要鄧小平一下子跨越到把黨的天下交出去，就像讓曾國藩北上推翻滿清一樣，心理上是有障礙的。比起後來前蘇聯的葉爾欽和臺灣的李登輝，鄧小平的負擔無疑沉重得多。從改革的歷史走向上，鄧小平絕對明白，政治改革是多麼的無可避免。但從實際的政治操作上，從自身的心理承受能力上，鄧小平又希望最好讓別人來跨出這一步，甚至最好在他身後，由另外一個政治領袖來完成這一步。
然而，歷史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更加不以鄧小平的猶豫為轉移。歷史不遵守任何圖樣和模式，充滿了偶然性。從某種意義上說，歷史是由偶然性組成的。當學生運動起來之後，鄧小平馬上被推到必須作出選擇的境地：要嘛向前一躍，突破自己，放棄黨天下，成為中國歷史上前無古人的改革家；要嘛後退回去，跌倒在慈禧太后的位置上，重演歷史悲劇。
鄧小平選擇了慈禧太后的角色。比起慈禧太后的頑固，鄧小平還總算有點清醒，一演完這場悲劇，馬上告退。鄧小平的斷然退休既是給黨的一個交代，我已經盡力了，日後你們好自為之；也是向民眾所做的一個表示，我如此選擇，並非是為了專權，實在是迫不得已。但鄧小平畢竟沒有曾國藩那樣的文化心胸和內心修為。鄧小平在開槍之後非但沒有趕緊向民眾致歉，相反，還大模大樣地慰問了軍隊。鄧小平實在是太沒有文化了。兩軍交戰，尚且有個向雙方的死者同樣表示悲悼的人道立場，更何況是屠殺了手無寸鐵的無辜。鄧小平的黨性冷酷到了毫無人性的地步，竟然不懂得向無辜死難者一掬同情之淚。比起毛澤東，鄧小平是有溫情脈脈一面的。對自己的子女，甚至對王震那樣曾經仗義相待過的武夫，鄧小平從來沒有生硬過。唯獨對倒在血泊中的無辜民眾，如此的視而不見；以致人們不得不順理成章地問上一聲：當年的江山究竟是為黨打的，還是為民眾打的？
對歷史人物很難作道德判斷。就像曾國藩戡定太平天國，也同樣血跡斑斑。但那畢竟是戰爭，而不是針對手無寸鐵的民眾的屠殺。就算學生上街，起先未必含有多少民意，但一旦民眾站到了學生一邊，那麼鄧小平就不得不面對民眾。
在歷史的關鍵時刻，是選擇黨權和黨性，還是選擇民眾和民心，成為二十世紀末從事專制制度改革的政治人物的一道分界線，也成為歷史是前進還是後退的標誌。歷史通常是在領袖人物的一念之差中改變的。前蘇聯的葉爾欽和的臺灣的李登輝跳出了黨權黨性的束縛，斷然選擇了民眾，順從了民心民意，將歷史推向了民主化的進程。不論這二位政治領袖的私德如何，他們在事功上的建樹，已然成了豐碑。遺憾的是，鄧小平卻退後一步，從曾國藩退成了慈禧太后。這一步退得鄧小平相當狼狽，等到他發現有人企圖改變改革的方向，從而發表南巡講話時，已經很難再從慈禧的角色上回到曾國藩的位置上了。真可謂，成亦小平，敗亦小平。以改革登上歷史舞臺的鄧小平，最後竟以槍殺自己的改革告終。
曾國藩的改革在當時雖然沒有話語。但數十年過後，不僅產生了聯省自治的歷史話語，而且出現了「五四」運動那樣的啟蒙話語。「五四」啟蒙，沒有聯省自治那樣的寬鬆環境，沒有中央集權專制在社會各方各階層的心照不宣中的式微，乃是不可想像的。相比之下，鄧小平的開槍，使一度輝煌過的八○年代啟蒙運動，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和黑暗。開槍以後的鄧小平，喪失了之前因為改革而具有的曾國藩意味，從而把自己釘死在了慈禧太后那張腐朽的座椅上。曾國藩改革之功之德，澤被千秋；而鄧小平改革卻有功無德，致使不僅當時失語，而且至今無語。順便說一句，趙紫陽在「六四」中的退卻，乃是有德無功。曾國藩的改革從戡定太平天國燦然起步，鄧小平的改革到「六四」開槍黯然退場。鄧小平最終成了一個失敗的曾國藩。
鄧小平的開槍，把中國歷史推回到了相當於日本明治維新之前的時代。不知當今國人躍躍欲試地想跟日本人比個高低時，有沒有想過，自己的祖國，在八○年代起飛之後，差點趕上過日本，就因為鄧小平的開槍，在一夜之間，落後於日本人一百多年。日本人在一百多年前就跨出去的那一步，在中國卻跨了兩次沒有跨過去。置身於世界民族之林，還是謙虛點為好。
＊作者為中國旅美作家。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歷史輪迴中的百年中國》（允晨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