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的假期，的確是一個奇怪的現象。作為對亡者和受難者的悼念，它本應更像傳統的寒食節，生者應以虔敬之心，通過某種肉體上的痛，召喚心靈的痛，並與之對話。但這個法定的「和平紀念日」卻只是充斥著消費主義的歡愉。柯文哲的28小時、520公里，反倒是更接近這個紀念日本應呈現的面貌。柯文哲或許可以把那天的行動裝扮的更肅穆一些，但他顯然更青睞一個充滿活力和積極的方式，而不是宗教氣息的苦行，因為他要走出悲傷。對柯文哲的批評，都軟弱無力，更像是嫉妒中的胡言亂語。正如一位評論者所言，這個配角太搶戲了。他讓噴漆的，丟炸藥的，乃至廟堂之上的行禮如儀，都顯得那麼蒼白、不堪和乏味。
從日後幕僚的爆料可知，柯文哲的一日雙塔根本就是為了二二八而出發，若非如此，他恐怕也堅持不下來。他拒絕參加任何紀念活動，顯然，他對那些活動都不滿意，似乎也暗示著他對二二八之「轉型正義」的不滿。去年的二二八，他以台北市長的身分參與了中央政府主持的紀念儀式，在講話時哭了一鼻子。今年，如果還是循例出席，除了哭鼻子還能做什麼呢？祖輩和父輩的遭遇已經路人皆知，故事再怎講，也還是那個的故事。反覆訴諸悲情，一而再的展示那個傷疤，只能加速觀眾的厭倦吧。
在鵝鑾鼻，柯文哲發表了不到10分鐘，不到1000字的演講，總結下來，就兩個字：寬恕。「過去每一年的二二八，是我最不想要面對的日子」，迴避傷痛是人的本能，而面對無法彌補的傷痛，「卻不知道該說什麼該做什麼」才是他最大的困擾。他想要「走出悲傷的歷史」。
在二二八的議題上，柯文哲有兩個可供選擇的身份，台北市長和受難者遺屬。柯文哲選擇了後者而迴避了前者。因為只有受難者才有資格選擇寬恕，也只有來自受難者的寬恕，才真正通向和解。在民主轉型之後，先前的政治犯和受難者很多都主張對加害者的赦免，這不應僅被解讀為政治妥協。南非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之所以成為一個楷模，很重要的原因就在於，相較其他國家的轉型過程，南非的轉型正義從一開始就確立了和解與寬恕的基調。雖然赦免的背後總是難免政治妥協的功利因素，但來自受害者的寬恕無疑是真誠和善良的，也是實現和解所必不可少的。有評論把柯文哲的鵝鑾鼻講話和李登輝的「向前看」相提並論，不知道這樣評論人是不是宿醉未醒。加害者的自我赦免與受害者的寬恕如何可以並置？
Elster認為，欲求「轉型正義」的動機，可以是理性（reason），比如正義的實現，民主的鞏固，族群的和解等；利益（interest），比如獲得經濟上補償，社會地位的肯認等；抑或是情感（emotion），最常見的就是復仇。而這三種動機又存在著約定俗成的價值順位，以理性最高，利益次之，情感再次。Elster也指出，若基於較低等級的動機，人們在公開宣示時，往往會裝扮成較高等級，而分辨真實的動機要看行動。柯文哲，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以520公里的挑戰，從肉體的磨練尋求靈魂重新的救贖」，這應該被視作一種誠意的表達。柯文哲的鵝鑾鼻演講無疑足夠理性，也與台灣轉型正義的推動力量——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的目標相一致。就目前來看，柯文哲應該還不是一個自覺操弄意識形態和選民情緒的政客，他的這種觀念只是基於樸素的常識和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