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鉅原觀點：台灣必須降低依賴中國單一市場的「系統性風險」

美中貿易戰 對台灣的外溢效應

鑑於美中關係未來發展變幻莫測，美中台之間的三角貿易投資關係將受到嚴格檢視。

台灣未來面臨的挑戰，是如何重新建構其貿易投資戰略和政策，以因應「美國第一」政策下的單邊主義、重商主義以及實用主義所帶來的貿易政策變局。

2018年3月，美國商務部宣布將對進口鋼鐵和鋁材分別徵收25％以及10％的關稅。這是依據《1962年貿易擴張法》第232條（Section 232, Trade Expansion Act of 1962），對特定產業的關稅保護措施，而非針對任何特定國家而來。雖然台灣的鋼鐵產品占美國鋼鐵進口總量的4％，但並未能列入此次豁免國名單中。

此後，美國針對中國進口品陸續實施三輪關稅措施，每一輪緊接在後的是中國採取報復性措施，反制美國加徵關稅。第一輪是針對價值340億美元的中國進口商品課徵25％的關稅，並於2018年7月6日起生效；第二輪是8月23日起對自中國進口的160億美元產品加徵25％的關稅；第三輪是針對價值2千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徵收10％的關稅。第二、三輪加徵關稅措施已於2018年9月24日生效，如果貿易緊張局勢屆時仍未獲得緩解，在2018年12月1日後的90天內，徵稅稅率將提高至25％。

本文將運用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簡稱CGE模型），來評估美中關稅戰對貿易衝擊的影響，以及台灣和幾個第三方國家可從全球兩大經濟體的關稅戰中，因貿易轉移效應而受惠。

一開始，台灣因美國對鋼鐵和鋁等產業徵收特定關稅，而遭受輕微損失。不過，在加拿大和墨西哥採取應對措施後，台灣的損失獲得緩解。而累計的美國關稅和中國的報復措施，將對第三方國家產生貿易轉移效應；其中，台灣將受益於美中貿易戰，此次貿易戰已經過度補償了台灣最初蒙受鋼鐵和鋁加徵關稅的損失。

本文總結了周鉅原（2018）針對包括台灣在內的33個經濟體，其在農業、製造及服務業等18個行業，所進行的CGE模擬結果。數據庫來自於GTAP第九版資料庫（GTAP 9.0），以2011年為基準年。如欲了解詳細的模型描述和方法，請參閱周鉅原（2018）一文。本文報告內容為宏觀指標和台灣經濟產業轉移的主要實證結果，並為新貿易環境下台灣的貿易和產業發展策略，提供一些政策意涵。

貿易條件將獲改善

上列〔表1〕呈現了美國主要貿易夥伴在貿易衝擊後的宏觀指標，還包括美國對鋼鐵和鋁課徵關稅、外國報復、美國對價值2,500億美元中國進口商品加徵的關稅，以及中國採取的報復措施在內。這種情況是假設美中兩大世界經濟體自2018年12月1日後，雙方貿易戰持續至少90天所帶來的短期影響。 （相關報導： 周鉅原觀點：川普的太平洋夥伴協定（Trump Pacific Partnership）也是TPP ｜ 更多文章 ）

從〔表1〕可以看出，台灣和其他第三方國家都受益於關稅戰。基本上，在美國對中國課徵關稅以及北京採取反制措施後，美中雙方都必須在短期內找到進口替代品（或是在影響程度較小情況下，選擇國內進口替代品）。台灣的GDP將增加41億美元（0.69％），社會福利增長21億美元，貿易餘額也提高4.51億美元（出口成長0.33％、進口成長0.59％）。台灣的貿易條件將獲得改善，包括技術性和非技術性勞工的工資亦然。

為了進一步研究台灣開拓美國和中國市場的機會，本文利用芬格（J.M. Finger）、克雷尼（M. E. Kreinin）於1979年提出的貿易相似性指數（trade similarity index），分析台灣與其他主要貿易夥伴在美國和中國市場的產品重疊程度。相似性指數主要是介於「0」和「1」之間，用以衡量兩國之間在第三市場中出口商品的重疊程度。兩個出口國之間的相似性指數越高，其出口商品在第三市場中的重疊程度就越大。

本研究根據美國商務部的三大「廣義經濟類別」（broad economic category），分別為資本品、中間品及消費品，再按8碼的國際商品統一分類代碼（HS code），將301條款產品清單中的進口商品加以分解及說明。結果請見〔表2〕和〔表3〕。

中國與台灣相似性指數 高於其他貿易夥伴

從〔表2〕可以看出，中國與台灣的相似性指數高於中國與其他美國貿易夥伴之間的相似性指數。此外，資本品和中間品的相似性指數也比消費品高得多。這意味著在美國的許多進口商可以將這些資本品和中間品的進口訂單從中國轉移到台灣。

中國和台灣之間出口商品高度重疊，只是美國進口商將進口來源從中國轉向台灣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其實，充分條件是美國的相對市占率。在第一輪加徵關稅的產品中，台灣出口至美國的產品市占率僅占1％，第二輪占5％，第三輪占2％。儘管台灣與中國出口產品的重疊程度很高，但這些產品在美國進口總量中，其市占率仍然較低。因此，關稅戰可能為台灣提供開拓美國市場的機會。

在中國市場上，美國和台灣以及其他出口國之間的相似性指數，如〔表3〕所示。可以發現台美之間的相似性遠低於美國－歐盟、美日和其他貿易夥伴之間的相似性。這意味著，相對而言，台灣要替代美國出口，以開拓中國市場的機會，要低於替代中國在美國市場的出口。少數例外是中間品（台灣與美國的相似性高於第二輪中的韓國和墨西哥，並且高於第三輪中的墨西哥），以及第三輪中的消費品（台灣與美國的相似性高於墨西哥與美國）。

18個行業進口總額將增加

農業、製造業和服務業中18個行業的模擬結果，請見〔圖1〕。從〔圖1〕中可以看出，農業、飲料／菸草、煉油業、化學製品、精密工程、運輸工程及電子產品等出口總額的百分比變化，皆為正值。至於對18個行業的進口總額，其影響也都是正面。這意味著關稅戰後，台灣在這18個行業中的進口總額將會增加。以GTAP第九版資料庫（GTAP V.9）的數據集為基準期，台灣於2011年的貿易順差為24.66億美元。因此，即使進口增長大於出口增長，關稅戰對貿易平衡的影響仍然是正面的，如〔表1〕第8欄所示。

仍有四項限制條件

任何一種模型模擬都有其限制條件。首先，本研究未將美國、墨西哥和加拿大（USMCA）新簽署的貿易協定納入其模型模擬中。儘管該貿易協定已經簽署，但仍有待此3個國家的國會批准。 （相關報導： 周鉅原觀點：川普的太平洋夥伴協定（Trump Pacific Partnership）也是TPP ｜ 更多文章 ）

其次，本研究僅包括外人直接投資，而非模型中的外人證券投資。因此，貿易戰對金融市場的負面影響，像是外人證券投資就未納入此次模型中。故此，關稅戰爭的複合效應可能比本研究預測的更為嚴重。

第三，本研究可能低估了貿易戰對中國自包括台灣在內的世界其他國家進口商品的負面影響。假如貿易戰持續時間足以導致中國經濟衰退，中國也許會從包括台灣在內的許多貿易夥伴中減少進口。若包含香港在內，台灣的出口總額約占中國出口總額的40％。

第四，進口替代的程度被低估，因為總產品組的需求價格彈性遠低於單一產品的需求。同時，產品差異化在中間品和零組件中，通常不如最終消費品來得明顯。然而，台灣出口至美國的產品中，有60％以上是中間品。 因此，可能大幅低估對台灣貿易成長的整體預測。

須重新評估在全球供應鏈中角色

貿易戰對中國台商企業的附帶損害超出了本研究的範圍。據報導，中國約60％的出口來自外商投資企業，包括台灣（台商）等在內。2016年，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前20家中國公司中，有15家是台資企業。

不過，在中國的台商企業可能遭受的損失，也許為他們提供重新評估其貿易和投資策略的機會。藉由多元分散台灣對外直接投資和貿易目的地，台灣政府必須建立基於地緣戰略的國際視野。台灣需要降低依賴中國單一市場的「系統性風險」，因為在極不確定的時代中，中國很容易受到美國的關稅限制。

如果貿易戰持續太久，台灣需要重新評估其與中國和美國的三角貿易投資關係，以及其在全球供應鏈中扮演的角色。鑑於美中關係未來發展變幻莫測，一般往往推斷，中國、台灣和美國之間的三角貿易投資關係將受到嚴格的檢視。新南向政策和吸引台商回流台灣的政策，需要有具體的政策措施，並能向台商證明可帶來明顯好處。因此，台灣面臨的挑戰，是如何重新建構其貿易投資戰略和政策，以因應「美國第一」政策下的單邊主義、重商主義以及實用主義所帶來的貿易政策變局。 （相關報導： 周鉅原觀點：川普的太平洋夥伴協定（Trump Pacific Partnership）也是TPP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紐約市大學經濟系教授。探索更多精彩內容，請持續關注《台灣銀行家》雜誌

參考資料：

周鉅原（2018），《美中貿易戰對台灣經濟的外溢效應：可計算一般均衡模擬與外人直接投資模型模擬結果》，紐約市立大學論文。

芬格（J.M. Finge）、克雷尼（M. E. Kreinin）（1979），〈「出口相似性」及其可能用途的衡量標準〉，《經濟學雜誌》（The Economic Journal ），第89 卷、第356 期，第905至9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