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劍虹觀點：《告台灣同胞書》40年，中共將推動「台灣版」一國兩制

2019年1月2日早上10點，習近平在北京舉辦的《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活動上發表談話。相對於40年前改革開放之初，由鄧小平與葉劍英等中共元老制定的對台方針，這次的談話有相同之處也有不同之處，非常值得我們在這裡一一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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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不放棄「一國兩制」對台基調

經歷40年的發展之後，時空環境早已出現巨大變化，大陸的早就已經成為世界大二大經濟體，把台灣遠遠甩在後頭。可是在政治制度方面，恐怕就連習近平也沒有辦法做出大陸比台灣還要好的結論。所以習近平在談話中，必須要強調對台灣現有制度的尊重。

他表示：「制度不同，不是統一的障礙，更不是分裂的藉口。『一國兩制』的提出，本來就是為了照顧台灣現實情況，維護台灣同胞利益福祉。『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具體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會充分吸收兩岸各界意見和建議，會充分照顧到台灣同胞利益和感情。」

然而「一國兩制」當年沒有被經國先生接受，卻又不單單只是因為制度的問題。因為按照「一國兩制」的制度，所謂「一國」指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然後台灣只能夠以中華人民共和國轄下一個「特別行政區」的地位維持「兩制」，這在根本上是不可能為中華民國政府所接受的。

畢竟站在中華民國的立場，1949年以前世界上確實是只有「一個中國」，而那「一個中國」就是指中華民國。中國共產黨的8路軍、新4軍都曾經以中華民國國軍的身份參加過對日抗戰。對蔣經國、宋美齡、何應欽與陳立夫那個時代的黨國元老而言，是中國共產黨先搞起「兩個中國」來的。

而且既然中共對自己的制度有信心，又何必40年來如一日的提「一國兩制」呢？這也是為什麼經國先生是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來回應鄧小平的「一國兩制」。直到今天，雖然國共兩黨在2005年連戰訪問大陸後實現了和解，但是「一國兩制」的主張還是沒有得到馬英九與吳敦義等國民黨領袖同意。

無論是在職還是卸任，馬英九前總統多次在公開場合強調他不接受「一國兩制」。他的理由與蔣經國一樣，那就是兩岸必須統一在同樣一個良好的制度之下。從馬英九最近幾次公開活動中，不斷強調「民主統一」來看，他內心所支持的統一還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或者更貼近現實的講，是符合《中華民國憲法》上定義的統一。當然，現實情況上中華民國沒有能力統一大陸，所以馬前總統只能夠強調統一的「過程要和平」，「手段要民主」。至少必須要在台灣人民心甘情願的情況下，才能推動兩岸的統一。

同樣以目前的情況來看，「一國兩制」並不為台灣人民所接受，所以習近平對「一國兩制」的談話，基本上只是重複過去中共40年來的基調，本身其實是「了無新意」的。比較值得我們注意的，還是他提出了「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的建議。

台灣版「一國兩制」

如馬英九先生在去年3月與大陸民運人士王希哲會面時所言，「一國兩制」政策本來是針對台灣實施的，但是因為得不到蔣經國的回應，所以最後轉而用在香港、澳門等回歸的前英國與葡萄牙殖民地上。然而香港與澳門只要採用了「一國兩制」，這個制度就不再適用於台灣。

原因其實很簡單，因為台灣早在1945年就回歸中國，採用「一國兩制」等同於把這塊中國寶島與港澳兩個前殖民地畫上了等號。因此即便是台灣的統派人士，也主張即便要在台灣採用「一國兩制」，也必須要是有別於港澳的「一國兩制」。

2001年7月，隨新黨訪問北京的金門大學教授周陽山先生，就提出了以「一國三制」模式來解決兩岸分治問題的想法。依照這個制度，台灣不只將能保持更大程度的外交與國防自主，而且中華民國的國號也能夠在一個更大的「聯邦」或者「邦聯」制度下得到保障。

過去江澤民與胡錦濤執政時，沒有對這個建議做出過任何回應，直到2017年12月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舉辦的「一國兩制」論壇上，大陸學者們才開始對這個議題進行嚴肅討論。今天習近平的談話，也確立了中共將朝推動「一國兩制」的台灣模式上前進。

可是這個「一國兩制」的台灣模式，與周陽山教授提出的「一國三制」有多大差別？是否真的如習近平所言那般能夠照顧到台灣同胞的尊嚴與情感，筆者還是感到相當懷疑。正如南京大學台灣研究所所長劉相平在武漢舉行的「國家統一與民族復興」座談會上所言，「一國兩制」台灣模式的制定少不了台灣的參與。

所以任何中共統一政策的制定，最後都還是要經由與台灣方面進行的政治談判來決定。在蔡英文政府連「九二共識，一中各表」都不願意承認的情況下，目前中共是不會以民進黨政府為「談判對手」的。至於國民黨方面，則無論是馬英九、吳敦義還是朱立倫都不會涉及「一國兩制」的談判問題。

因此一個很值得我們注意的地方，在於習近平將1979年《告台灣同胞書》當中「寄希望於台灣當局」的主軸，又調整回原本1949年版本的「寄希望於台灣人民」。可是今天的「台灣當局」與「台灣人民」，其實又與40年前的「台灣當局」與「台灣人民」有著完全不一樣的定義。

重新爭取「台灣人民」支持

在1979年以前，由於台灣仍處於一黨專政的戒嚴時代，所以中共所指的「台灣當局」，其實就是兩蔣父子領導下的中國國民黨。而「台灣人民」，則是包括黨外人士在內所有反對國民黨的勞苦大眾。1979年《告台灣同胞書》的發表，象徵著中共不再支持「台灣人民」對抗「台灣當局」。

同時鄧小平也抓住了老一代國民黨威權統治者的心態，希望以維持「50年不變」的政策，讓蔣經國相信在「一國兩制」的體制下，「台灣當局」不會遭到「台灣人民」出賣。換言之，「一國兩制」是鄧小平為了實現所謂「第三次國共合作」所設下的基石。

在這個制度下，大陸繼續在中共領導下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台灣則不是走向民主制度，而是維持國民黨的威權統治。鄧小平非常仰慕蔣經國與李光耀等人「經濟開放，政治緊縮」的政策，還曾經為此喊過經濟學台灣，政治學台北的口號。

他相信只要讓蔣經國與其後繼者維持「經濟開放，政治緊縮」的道路，那麼台灣的體制與大陸比起來就不會出現絕對的優異性。等時間久了以後，大陸就可以壓倒性的經濟發展規模證明自己的制度比國民黨的更優秀，並以50年期限已到為由，解除對台灣的「一國兩制」，讓兩岸都統一在中共的領導之下。

而在50年期限到來以前，鄧小平願意盡可能給國民黨一切的容忍，包括讓「台灣當局」繼續保留軍隊。鄧小平的選擇，激怒了過去把推翻國民黨的希望寄託在大陸的「台灣人民」。於是由黨外人士組成的民主進步黨，慢慢與中國共產黨分道揚鑣，走上了「台獨」的路線。

然而在失去「台灣人民」的同時，中共卻沒有換來「台灣當局」的支持。蔣經國不只是鄧小平在蘇聯中山大學時的同學，更是大獨裁者史達林（Joseph Stalin）的學生。對於鄧小平骨子裡面賣什麼藥，經國先生可是明白的很。最後為了維繫中華民國的生存，他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那就是擁抱「台灣人民」。

1987年的解嚴，還有接下來黨禁與報禁的解除，都讓台灣得以快速的由原本威權體制轉型到西方民主政體。蔣經國在1988年去世前玩得這麼一招，可是徹底打亂了鄧小平的如意算盤。從此以後台灣不再只是經濟比大陸發達，政治制度更是走在對岸前面，讓中共必須要花更多時間才能追上這樣的差距。

從鄧小平到胡錦濤等歷屆中共領導人，對於台灣走上民主化這件事情還是非常不適應。他們過於習慣與「老對手」國民黨打交道，所以始終認為國民黨才是「台灣當局」的代表，哪怕到了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時也沒有辦法調整這種過時的心態。

經歷了三次政黨輪替後，以習近平為首的第五代中共領導人才認知到，中國國民黨已經不再是「台灣當局」的代表。如何獲得「台灣人民」的選票支持，上台執政的政黨，都可能成為「台灣當局」，而且這個「台灣當局」是每四到八年就更換一次。

換言之，沒有任何一個政黨能夠在不取得「台灣人民」支持的情況下，擅自與中國共產黨決定台灣的未來。這正是為什麼當年蔣經國選擇了民主化，讓「台灣人民」成為中華民國最強保護傘的原因。馬英九也因此不斷強調，任何統一模式都必須得到「台灣人民」接受。

所以可喜的是，習近平在對現實的認知上，踏出了關鍵的第一步，那就是重新承認「台灣人民」是中共追求統一的過程中不得忽視的對象。未來中共進行統一談判，不再是需要透過「黨對黨」協商，而是要直接面對「台灣人民」。當然這裡提到的「台灣人民」，與1979年時的「台灣人民」有不一樣的定義。

現在的「台灣人民」，不再是過去中共定義下反對兩蔣父子的勞苦大眾，而是包括中國國民黨與民主進步黨在內，所有能成為在野黨的黨派，更涵蓋了無黨無派，只追求個人生活福祉的小老百姓，尤其是年輕人。近年來柯文哲與韓國瑜等政治素人的崛起，更是給了習近平這樣的靈感。

因此習近平回頭爭取「台灣人民」支持，整體而言是一個正確的大方向，但是在執行上是否真的符合「台灣人民」期待，還真的是有待我們繼續觀察。假若習近平能從認知到「台灣人民」的需求，並將此精神延伸到重視改善「大陸人民」的人權待遇，那對中國民主化的發展，肯定能帶來不少的正能量。

「一國兩制」絕非我們期待的統一模式，當前大陸狂熱排外的民族主義也絕不可取。但是大陸未來發展的好壞，確實與台灣命運息息相關，所以台灣人應該利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年的這個天賜良機，爭取參與中國大陸的各項改革與建設。

利用各種方法與機會，讓海峽對岸接受更多的「台灣經驗」，進而讓「大陸人民」理解到中華民國的存在有可取之處，或許才是我們真正該奮鬥的目標。當然這一切能否順利，還取決於習近平會在多大的程度上實現他讓台灣人參與大陸變革的承諾。

＊作者為文史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