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高層當時看，2008年已經是值得驕傲的一年，《零八憲章》相比之下是很小的事情。 他們看到北京奧運會是一次巨大的成功，讓他們的國際聲譽飆升。同時，世界上的主要對手──美國和西歐──正在經歷一次嚴重的金融危機，相對地提升了他們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相比而言，打壓《零八憲章》是小事情，打掃自家房間而已。鄧小平晚年告誡中國要「韜光養晦」，到了2008年這告誡顯得有些過時了。
1989年屠殺之後，中共一直推銷一套說詞，即民主需要很長時間，中國太大，國民的文化素質低，因此世界要耐心點兒。這套說詞的前提是: 終極目標還是民主政治。但2008年以後，這個前提消失了。現在中國統治者提供了他們自己的威權制度，由精英能人來掌權，他們能辦事效率高，這個被拿來作為世界的新模式，不像民主制度那樣老拖慢發展等等。 《零八憲章》的出台，正好撞在中共轉換思維的節骨眼上，這是憲章的不幸。
2012年習近平上位，中國威權「新模式」日趨可怕
2012年習近平上位以後，這個模式日趨可怕。其中一些改變是從毛的保留劇目中借來的：權力集中在最高領導的手裡，大大收緊對媒體和學校的思想控制，開展「反腐」運動來清除競爭對手並恐嚇官僚集團，甚至搞個人崇拜（或「無個性崇拜」──借用白潔明對平庸的習近平的恰當觀察）。但其他的一些方法倒是新的，是毛時代科技還沒發明的，毛沒有，而作家歐威爾（George Orwell）早已想象過的：能夠在全國範圍內面部識別任何人的「天眼」系統；能夠將每個人，尤其是少數民族的DNA存儲到一台中央電腦裡；以及一套「社會信用」體系，用根據公民的「政治可靠」程度來支配生活裡的各種大小的好處和方便, 從買火車票到選孩子上哪個學校。
不管是在中國還是在全世界，人們極為需要清醒地面對這個進展中的新局面。近來，好幾十萬維吾爾族穆斯林被送到中國西北的「再教育營」；想參加國際學術會議的教授以「國家安全」的理由在機場被阻止；課堂上的情報員隨時向當局揭發教室裡的「錯誤言論」，以及其他更多類似的現象。這種方法也已經開始傳到海外。西方大學裡的中國學生在上課時回避所謂「敏感」問題，因為不知道班上哪一位同學會打小報告。海外人權組織的人想舉辦與中國人權有關的工作坊, 哪怕是在西方國家的領土上，也會受到人身威脅和攻擊。《零八憲章》？遙遠得很。
可怕的措施，說明了制度內部的虛弱
諸如此類的措施雖然可怕，但同時也說明這個制度內部十分虛弱。假如統治者心裡真的有把握和信心，那何必向社會推行那麼多、這麼細的措施？為什麼要花巨量的時間和資源去監視每一個教室，給大街上所有的人拍照，每天請上千思想稍微出軌的人「喝茶」警告？在當今的社會氛圍中，普通人們不在社會中言與行，只能減縮為追求狹隘的個人利益。把社會黏合在一起的不是共同的理念，而每個人只是考慮如何配合一個整齊劃一的外表，來獲得自身利益最大化。「忠誠」只有在達成利益交換才能釋放。地方政府像黑社會的小王國，對上級要求的是保護傘，而上級對下級要求的只是把民眾的不滿壓制住不至於沸反盈天。兩邊互相利用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