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編按：2008年的中國，大事件接連不斷。與藏區騷亂、汶川地震、北京奧運相比，《零八憲章》無論在媒體關注度，還是傳播廣泛性而言，都略遜一籌。即便如此，中國政府對於憲章的封鎖及聯署者的打壓，卻絲毫沒有放鬆，令其成為載入史冊的重大事件。劉曉波便是其中最為知名的例子。十年過後，這分文本為中國留下了什麼？《零八憲章》聯署者之一以及英文版翻譯者、漢學家林培瑞給出了自己的回答。
10年前的12月，在中國學界、法律界、民營部門和工人農民中，303名不同凡響的人士簽署《零八憲章》，這是一分推動中國走向民主和法治的宣言。幾天之內，幾千名中國人在網上簽名連署支持這分文件。
現在回過頭來看《零八憲章》的結局是一件痛苦的事情。2009年12月，中國當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判處《零八憲章》的核心人物劉曉波11年徒刑。殘酷的判刑帶來唯一令人欣慰的結果是：2010年劉曉波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多年來，諾貝爾獎委員會一直希能望支持以非暴力方式提倡人權的中國人，2010年，有一位諾獎委員會的成員說他們「覺得時機到了」。）但是在中國國內，憲章的結局卻相當令人沮喪。《零八憲章》被全網刪除，警察請連署簽名的幾百人「喝茶」，說不放棄署名「後果自負」。2017年，劉曉波在監獄中肝病沒有得到醫治，導致肝癌死亡。
同時，中國社會變得越來越專制，與《零八憲章》期望的變革正好相反。中央政府變得更加集權，更任意專斷，更咄咄逼人，對人權和法治更不關注。2018年3月，習近平發起取消了國家主席任期限制，理論上他想要統治多久就統治多久。不錯，《零八憲章》提過「修憲」的要求，但這樣的修憲嗎？！ 與《零八憲章》 背道而馳。
「今天回顧，它不是起點，是高峰，但我寧願有一個高峰，比什麼都沒有要強。」
最近，我問過幾位十年前參加過創制《零八憲章》 的朋友，請他們談談今天的感受。沒有一個人認為憲章達到了目的。有幾位失落到不想加以評論的地步。有人說，如果早知道憲章會被打壓得那麼厲害，劉曉波會判11年，當初就不會簽名。有的認為憲章可能太「激進」，中國當時還沒具備條件。另外有人卻不同意這種悲觀，認為鮮花被碾壓不等於本來不是鮮花。「當初我們以為它是起點」，一位當初是年輕人，如今年屆中年的連署人說，「今天回顧，它不是起點，是高峰，但我寧願有一個高峰，比什麼都沒有要強。」
從更廣闊的視野來看，《零八憲章》應該算是後毛時代四十年來中國人掙脫專制枷鎖的努力的組成部分。「我們的生活能夠由自己支配嗎？還是由他人從某個高度始終監控？」 這個問題1979年在民主牆上提出，接著「個體戶」（當時是被允許的唯一的非國營經濟形式）在大街上開始展現他們的答案。政府強制關閉了民主牆，但是民間的努力仍在繼續發酵。直到1989年的北京（以及各大省會城市）的街頭上，擠滿了要求威權政府鬆綁的人群，結果當局用坦克車和機關槍「平息」抗議。
「我們是否能夠支配自己的生活？」
到了2003年的維權運動，理想主義的年輕律師們極大地運用了互聯網，普及了人人有自己權利的概念。普通工人甚至偏遠鄉村的農民開始要求自己的「權利」。同時，一些知識分子開始醞釀「我們的要求」的不同文本，有「十條要求」的，也有二十、三十條要求的，最終都呈現在《零八憲章》的文本中。 這些」要求」不僅涉及政治架構，也涉及教育自由、軍隊國家化、民族關係平等、環境保護等其他議題。2009年打壓《零八憲章》，2015年拘捕維權律師群，一而再、再而三地顯示了當權者對民間的一貫應對方式。
每次這些來自民間努力都有其不同的焦點，但大目標是一致的。還是那句：「我們是否能夠支配自己的生活？」有一位《零八憲章》的資深參與者跟我說他遇見了一位年輕人，對追求自由有興趣但對歷史並不清楚，居然問，「先生，不知道……您是89的還是08的？」
「大家退一步冷靜想吧，這些民主措施不是為我們國家更好嗎？」
起草憲章的人怎麼看待憲章，認為是一篇什麼樣的東西？ 這是一個關鍵的問題。憲章不是「請願」，不是要求當局居高臨下「允許」怎麼怎麼樣，而更像「宣言」：是我們認為對國家有利，並且希望別人讀了以後能贊同的一些概念。起草者把自己看作精英，為那些不太會表達的普通人們表達立場。普通人並沒有投票選他們做代表，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他們不是民主代表。但普通人也從來沒有選過當朝人物做代表，所以用民主標準衡量，《零八憲章》與政府有相平行的地方。憲章簽署者沒有提出要取代政府，只是希望像在民主制度之內忠誠的反對派那樣運作，與政府互動──辯論和交換看法，提供監督制衡等等，也許哪天變成類似於民主制度裡的國民議會。這就是為何《零八憲章》包含了那麼多政府也許可以接受甚至已經寫在紙上的內容。《零八憲章》的精神是「大家退一步冷靜想吧，這些民主措施不是為我們國家更好嗎？」
2008年12月到2009年12月這一年，支持《零八憲章》的人還可能覺得沒有失敗。是的，劉曉波被帶走了，可是別人至多一兩天就回家，而且一般推測曉波的刑期大概是三到五年。有人甚至覺得他只會被訓誡一番再放回家去。許多人被喝過茶，但是還可以希望政府能夠接受一點真誠的對話。
「取消一黨壟斷執政特權」惹惱了「他們」
一直到刀把子落下來。判劉曉波的11年刑期以及隨後對憲章的冰封的意思很清楚：「不行，絕對不行。」 當局從未明確指出《零八憲章》裡什麼內容最為惹惱了他們，但關鍵很可能是侵犯了黨的權力壟斷的問題。憲章裡包括這句話：「取消一黨壟斷執政特權」。況且，比個別字眼還要大的，大概是憲章的「身分」問題。要是真的成為「互動力量」，那就意味著共產黨在歷史上第一次承認它不能直接或間接控制的社會團體有合法性。說到底，「互動」是「權力分享」。這可不行。中國共產黨從來沒有分享過權力。
在中共高層當時看，2008年已經是值得驕傲的一年，《零八憲章》相比之下是很小的事情。 他們看到北京奧運會是一次巨大的成功，讓他們的國際聲譽飆升。同時，世界上的主要對手──美國和西歐──正在經歷一次嚴重的金融危機，相對地提升了他們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相比而言，打壓《零八憲章》是小事情，打掃自家房間而已。鄧小平晚年告誡中國要「韜光養晦」，到了2008年這告誡顯得有些過時了。
1989年屠殺之後，中共一直推銷一套說詞，即民主需要很長時間，中國太大，國民的文化素質低，因此世界要耐心點兒。這套說詞的前提是: 終極目標還是民主政治。但2008年以後，這個前提消失了。現在中國統治者提供了他們自己的威權制度，由精英能人來掌權，他們能辦事效率高，這個被拿來作為世界的新模式，不像民主制度那樣老拖慢發展等等。 《零八憲章》的出台，正好撞在中共轉換思維的節骨眼上，這是憲章的不幸。
2012年習近平上位，中國威權「新模式」日趨可怕
2012年習近平上位以後，這個模式日趨可怕。其中一些改變是從毛的保留劇目中借來的：權力集中在最高領導的手裡，大大收緊對媒體和學校的思想控制，開展「反腐」運動來清除競爭對手並恐嚇官僚集團，甚至搞個人崇拜（或「無個性崇拜」──借用白潔明對平庸的習近平的恰當觀察）。但其他的一些方法倒是新的，是毛時代科技還沒發明的，毛沒有，而作家歐威爾（George Orwell）早已想象過的：能夠在全國範圍內面部識別任何人的「天眼」系統；能夠將每個人，尤其是少數民族的DNA存儲到一台中央電腦裡；以及一套「社會信用」體系，用根據公民的「政治可靠」程度來支配生活裡的各種大小的好處和方便, 從買火車票到選孩子上哪個學校。
不管是在中國還是在全世界，人們極為需要清醒地面對這個進展中的新局面。近來，好幾十萬維吾爾族穆斯林被送到中國西北的「再教育營」；想參加國際學術會議的教授以「國家安全」的理由在機場被阻止；課堂上的情報員隨時向當局揭發教室裡的「錯誤言論」，以及其他更多類似的現象。這種方法也已經開始傳到海外。西方大學裡的中國學生在上課時回避所謂「敏感」問題，因為不知道班上哪一位同學會打小報告。海外人權組織的人想舉辦與中國人權有關的工作坊, 哪怕是在西方國家的領土上，也會受到人身威脅和攻擊。《零八憲章》？遙遠得很。
可怕的措施，說明了制度內部的虛弱
諸如此類的措施雖然可怕，但同時也說明這個制度內部十分虛弱。假如統治者心裡真的有把握和信心，那何必向社會推行那麼多、這麼細的措施？為什麼要花巨量的時間和資源去監視每一個教室，給大街上所有的人拍照，每天請上千思想稍微出軌的人「喝茶」警告？在當今的社會氛圍中，普通人們不在社會中言與行，只能減縮為追求狹隘的個人利益。把社會黏合在一起的不是共同的理念，而每個人只是考慮如何配合一個整齊劃一的外表，來獲得自身利益最大化。「忠誠」只有在達成利益交換才能釋放。地方政府像黑社會的小王國，對上級要求的是保護傘，而上級對下級要求的只是把民眾的不滿壓制住不至於沸反盈天。兩邊互相利用而已。
這種內在不穩定的制度能夠持續下去嗎？多久? 這些是好問題，但很難有個精准的答案。在中國悠久的歷史上，最像中共的兩次暴烈朝代是秦朝（公元前221─206）和隋朝（公元581─618），兩個都是較為短命的。中華文明此後再度復興。
毛澤東之後的中共有其特殊「生存能力」
但是，毛之後的中共有其特殊的生存能力。有三次它面臨嚴重挑戰，在國內外的觀察者看來，它的喪鐘已經敲響，但每次它找到有效對應而活了過來。第一次是1989年的六四屠殺，一夜之間摧垮了中共的聲望，令一些觀察家紛紛預測這個政權的垮台；第二次是市場經濟的成長，許多人（包括前美國總統克林頓和前英國首相布萊爾）預言會導致中產階級的誕生，而中產階級則會進而要求民主改革；第三次是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出現，似乎會瓦解甚至廢除中共控制語言和思維的能力。目前我們還不能說這三個挑戰的最終結果是什麼，但至少可以說中共回應的措施是比原先估計的更有效。中共的第一優先向來是維持自己的權力。日子久了，它內行到位。
中共的耐力對中國普通百姓（刨除意識形態的胡言亂語，他們從來不是被放在第一位的）又是一個問題。2007年，劉曉波寫道：「假如中共把中國再次引上一條導致災難的錯誤歷史道路，結果自然是對中國人的再一次大災難。」劉提到的「再次」是指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毛時代的兩次大禍害。文革以後，許多中國人發誓類似的事情絕不會再發生。劉的意思是：不一定。未來的災難不會是跟毛澤東所炮制的完全一樣， 因為許多客觀的歷史條件是不同的。但今天習近平的狹隘民族主義、思想控制和好戰態度的有毒混合物，可能會證明劉曉波的警告是對的。「再次引上錯誤的歷史道路」已經看得出來苗頭了。
「經濟改革可行，政治改革不行」一個充滿法西斯徵兆可是不穩定的中國
有人指出，習近平向毛時代回歸，背叛了鄧小平的精神，鄧是八十年代推動「改革開放」的強勢領導人。這樣的說法有些道理，但是也不盡然。鄧的主要貢獻是「經濟改革可行，政治改革不行」的模式，鄧以後的繼任者，包括習近平，都保留了這樣的僵硬模式。中國想要融進現代國家行列，政治也必需改革。《零八憲章》的目標就是朝著這個方向努力的文本。十年前，當這篇溫和的、有社會各界支持的《零八憲章》出台的時候，有希望能夠導致好效果。可是今天，在習近平的中國──一個充滿了法西斯徵兆可是又不穩定的中國──擁有這樣觀念的前景更加黯淡。
希望能夠樂觀是人性的一個特點。現在有沒有辦法樂觀？ 長久地看，還是有的。秦朝和隋朝過去了，共產黨的朝代也會過去。但是短期是另一回事。關鍵的問題是：習近平能否建立一個新的法西斯社會？如果能，那對中國人及全球的人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如果不行呢？萬一中共崩潰了？ 在短期內也是可怕的事情，因為會帶來一個混亂時期。
中共把自己的「不可替代」說成優點，實際上是它巨大罪惡的結果
中共統治了70年，消滅了所有可能取代它（哪怕現在很小，可是有可能發展到將來能取代它）的社會力量。1949年後遺留下來的「八個民主黨派」很快就變成不獨立的花瓶。1998年成立的人數極少的中國民主黨，因為宣布不受中共控制，沒幾天就被鎮壓。中國有許多工會和學生會，但都在中共的「領導」之下。甚至連諸如中國象棋協會這樣的組織（以及幾千個類似的協會）都是在中共直接或間接控制的。政府控制的「愛國」教堂是可以去的。去地下教堂呢？要麼教堂跟中共達成某種默契，否則信徒就得活在恐懼之中。中共要是一夜之間倒台，留下的一個真空般的社會，人們就得在你死我活的叢林狀態裡掙扎，等待正常社會恢復。近幾年來，中共把自己的「不可替代」說成優點，實際上是它巨大罪惡的結果。
短期內混亂的代價值得付嗎？ 如果這個代價是建立一個長期的、健康的後共產主義中國的唯一途徑，那恐怕只好說是值得付的。但短期內呢？ 有沒有樂觀的可能性？我看沒有。觀看當下的中國，樂觀與理性無法同時成立。
作者感謝蘇曉康及長平對本文部分觀點的貢獻。
林培瑞（Perry Link）：美國漢學家，哈佛大學哲學博士。曾擔任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研究講師，現任加利福尼亞大學河濱分校校長特聘講座教授。本文原刊德國之聲，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