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是它找上我的。而且是偷偷地摸上我。我不像很多編輯，我一直對寫作沒有興趣；甚至更糟，其實我一點也不想當作家。我是說話型、不是打字型的動物。雖然我總是親自打寫信件（我覺得由秘書聽打，做作又沒有人情味。）手寫就更不可能了，我的手寫字潦草到往往自己都認不出來。
我必須寫的時候，比如說大學作業。就算過關、甚至拿了不錯的成績，但每次都是急就章、心不甘情不願地交差了事。寫作對我來說，就是太難；表達想法（假設真有想法）對我來說，就是太吃力。就像學鋼琴或心理分析一樣，寫作是痛苦追尋真理的過程。我在吐桑市唸七年級那年，我爸寫了封信給我（半世紀後我才看到。）他在信裡評論我寫給他的信（我不常寫信給他。）他說，有些人寫作是為了傳達嚴肅的事情、說明事實和分享理念；另一些人則用花言巧語迷惑人心或迴避事實。「你屬於第二種。」他宣佈我有罪，我也接受判決。另一方面，從事出版業必須撰寫大量書衣文案和廣告，懂得花言巧語還到不了十八層地獄。古往今來也只有尼娜有本事把文案變成藝術。
多年以來，我偶爾會寫一些文章，唯一有點分量的是一篇刊登在《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上的長文。那時是一九六三年，我花了一整個暑假消化、思考廿（大）冊的《審讀》（Scrutiny）的心得。《審讀》是李維斯博士辦的期刊，是我大學時代的聖經。但鞭策我完成這個累死人的任務的原因，不是我欠《審讀》錢，也不是我的知性好奇心作祟，而是我拿不出一百元，卻非常想要擁有一整套期刊。卅五年後，我竟然再度陷入同樣的焦慮。
第二次焦慮的來源，其實是對我生命至關重要又讓我無法自拔的題目：「紐約市立芭蕾舞團」。格雷登．卡特（Graydon Carter）請我為《浮華世界》寫一篇舞團五十年的歷史，以及我與舞團關係的文章（我與舞團有很深的淵源。）對我來說，這是最大的挑戰，因為賭注太高了。要把這篇文章寫得對寫得好，似乎不可能。但我也知道，我是唯一有兩種「舞團」經驗的人：我看他們表演看了半世紀，我也深知舞團內幕。畢竟，我在巴蘭欽─柯斯坦的小圈圈裡打滾了那麼多年。
我的第一個反應是文章如何架構，接著出現的是要訪問、要讀資料的恐慌。終於完成了，我寫了一萬五千字？還是兩萬字？一個字沒刪。道格．斯圖姆夫（Doug Stumpf）的編輯功夫非常精緻。接著，他們要我幫忙找插圖。一篇關於芭蕾舞的文章，沒插圖不行。「舞團」那些人似乎挺滿意結果。但我寫的時候，可恨死了這任務。最恐怖的是，我一度固執地拒絕坐到打字機前面，甚至可以拒絕好幾天，但同時悔恨自己為何要負隅頑抗。唯一讓我滿意的是我終於完成這個艱難任務。還有，朋友的稱讚。 （相關報導： 地表最狂「維基人」就是他！13年新增3萬1千筆原創條目、編輯次數超過250萬 ｜ 更多文章 ）
在那篇文章折磨我的那幾個月，《紐約觀察家》報找上我寫書評，刊登在亞當．貝格利（Adam Begley）主編、生動有趣的書評版。事實上，找我寫書評的人就是亞當（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巴黎，我至交好友戴安．強生辦的晚宴上），他代表《觀察家報》總編輯彼得．卡普蘭（Peter Kaplan）在一個場合講話。卡普蘭是創意驚人又異乎尋常的編輯。卡普蘭就是想要我替他們寫稿，原因不明（我們到現在沒見過面。幾年後，亞當透露，彼得擔心如果他和我認識了，我可能會「接管他的腦袋」。他也許知道這話是什麼意思，但我確定不懂：接管別人的腦袋又不是我的專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