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是它找上我的。而且是偷偷地摸上我。我不像很多編輯，我一直對寫作沒有興趣；甚至更糟，其實我一點也不想當作家。我是說話型、不是打字型的動物。雖然我總是親自打寫信件（我覺得由秘書聽打，做作又沒有人情味。）手寫就更不可能了，我的手寫字潦草到往往自己都認不出來。
我必須寫的時候，比如說大學作業。就算過關、甚至拿了不錯的成績，但每次都是急就章、心不甘情不願地交差了事。寫作對我來說，就是太難；表達想法（假設真有想法）對我來說，就是太吃力。就像學鋼琴或心理分析一樣，寫作是痛苦追尋真理的過程。我在吐桑市唸七年級那年，我爸寫了封信給我（半世紀後我才看到。）他在信裡評論我寫給他的信（我不常寫信給他。）他說，有些人寫作是為了傳達嚴肅的事情、說明事實和分享理念；另一些人則用花言巧語迷惑人心或迴避事實。「你屬於第二種。」他宣佈我有罪，我也接受判決。另一方面，從事出版業必須撰寫大量書衣文案和廣告，懂得花言巧語還到不了十八層地獄。古往今來也只有尼娜有本事把文案變成藝術。
多年以來，我偶爾會寫一些文章，唯一有點分量的是一篇刊登在《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上的長文。那時是一九六三年，我花了一整個暑假消化、思考廿（大）冊的《審讀》（Scrutiny）的心得。《審讀》是李維斯博士辦的期刊，是我大學時代的聖經。但鞭策我完成這個累死人的任務的原因，不是我欠《審讀》錢，也不是我的知性好奇心作祟，而是我拿不出一百元，卻非常想要擁有一整套期刊。卅五年後，我竟然再度陷入同樣的焦慮。
第二次焦慮的來源，其實是對我生命至關重要又讓我無法自拔的題目：「紐約市立芭蕾舞團」。格雷登．卡特（Graydon Carter）請我為《浮華世界》寫一篇舞團五十年的歷史，以及我與舞團關係的文章（我與舞團有很深的淵源。）對我來說，這是最大的挑戰，因為賭注太高了。要把這篇文章寫得對寫得好，似乎不可能。但我也知道，我是唯一有兩種「舞團」經驗的人：我看他們表演看了半世紀，我也深知舞團內幕。畢竟，我在巴蘭欽─柯斯坦的小圈圈裡打滾了那麼多年。
我的第一個反應是文章如何架構，接著出現的是要訪問、要讀資料的恐慌。終於完成了，我寫了一萬五千字？還是兩萬字？一個字沒刪。道格．斯圖姆夫（Doug Stumpf）的編輯功夫非常精緻。接著，他們要我幫忙找插圖。一篇關於芭蕾舞的文章，沒插圖不行。「舞團」那些人似乎挺滿意結果。但我寫的時候，可恨死了這任務。最恐怖的是，我一度固執地拒絕坐到打字機前面，甚至可以拒絕好幾天，但同時悔恨自己為何要負隅頑抗。唯一讓我滿意的是我終於完成這個艱難任務。還有，朋友的稱讚。
在那篇文章折磨我的那幾個月，《紐約觀察家》報找上我寫書評，刊登在亞當．貝格利（Adam Begley）主編、生動有趣的書評版。事實上，找我寫書評的人就是亞當（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巴黎，我至交好友戴安．強生辦的晚宴上），他代表《觀察家報》總編輯彼得．卡普蘭（Peter Kaplan）在一個場合講話。卡普蘭是創意驚人又異乎尋常的編輯。卡普蘭就是想要我替他們寫稿，原因不明（我們到現在沒見過面。幾年後，亞當透露，彼得擔心如果他和我認識了，我可能會「接管他的腦袋」。他也許知道這話是什麼意思，但我確定不懂：接管別人的腦袋又不是我的專長。）
有了替《浮華世界》寫稿的焦慮經驗，我本來打算回絕邀請。沒想到亞當要我評論的書，是麥可．科達的回憶錄《另一種生活》（Another Life）。又是一個很難說不的局面。就像我在本書前面章節說過的，原因是這文章關係我們早期同在「賽門與舒斯特」供職種種。此外，這次應該不會有太大壓力，因為我對《觀察家報》並不很在乎（它在紐約惡名在外，至少有兩個原因，一是用粉紅紙印報，二是新聞風格玩世不恭。）但因果相生，我很快就寫了一篇又一篇。我多少能決定我想寫什麼，所以可以追逐吸引我的題材。舉個例子：我注意到，有一段時間，有三本與史考特．彼得森謀殺案相關的書，都在非虛構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為什麼？我對這個案子一無所知，甚至不知道彼得森是殺人的還是被殺的。我買了這三本書，很快就真相大白（萬一你不知道，他是殺人的。）雖然這故事的情節實在無甚可觀：他就像大部分的自戀狂一樣，只看到自己，完全無法自拔，是讓人提不起勁的那種自戀狂。但關鍵是：他的故事既呼應德萊賽的小說《美國悲劇》（An American Tragedy）裡的凶嫌克萊德．格里非斯的性格缺陷，又是他的對照1。《美國悲劇》是一本我毫無保留地仰慕、至今讀來還會讓我發抖的書。這個例子給了我一些思考與寫作的方向。
另一個替《觀察家報》寫稿的優點是，沒有任何版面限制。如果我想用三千或四千字評論蕊娜塔．愛德勒與《紐約客》（還有我自己）、或戴安娜．弗里蘭、或英國王室、或法蘭辛（Francine du Plessix Gray）殘酷的家庭互動和令她無言的自私父母，版面總是隨時待命。這與今日幾乎每位作者都必須力爭版面的情形完全不同。
但對我來說，在《觀察家報》寫作的最大樂趣是與亞當一起工作。沒有推與拉，只有給予和接受。我們以同樣的態度處理語言問題。後來，他看到一個適當時機（沒有太急。他的習慣是一個工作只能做一段時間，否則便會抓狂的那一種）離開報紙，追求更高的成就。例如，他的約翰．厄普代克傳就是不可多得的佳作。但我們相處實在太開心了，完全不想就此打住。時至今日，他與我仍然交好，對彼此的作品投以冷靜的景仰，包括我的舞蹈評論、他的書評、我的書評、他的書、我的書。也對彼此的生活投以溫暖的愛慕：太太、家人、房子（他與美麗又富同情心的妻子安，住在英格蘭一處類似哈比人居住的小鎮，哈比第鎮。但他們經常來完全不像哈比人住的紐約。）
過沒多久，亞當跟我說，彼得．卡普蘭希望我寫固定專欄，可以自己選題目。我的第一個想法是逛街，也是我喜歡的事情（只看不買。）但我的理智很快戰勝衝動。那個時候，這份報紙並沒有版面給舞蹈，我的直覺說：這是不對的。《觀察家報》是紐約市的報紙，而紐約市畢竟是「世界舞蹈之都」。所以我建議，當我認為舞蹈界發生了讀者必須知道的大事的時候就寫，一年寫六篇。一旦動筆，我就理解，替自己關心的藝術偶一撰文是不可能的事情。一年內，我就寫了廿到卅篇舞蹈專欄。
寫舞蹈文章對我來說是苦差事，過去是、現在還是。我的視覺記憶不好、沒有芭蕾術語的底子、以文字重現舞台情景的能力不強。但我也有優勢。一是背景：我看舞超過七十年，看得多，記得的也多。二來，我也相信自己對舞與舞者的評價，就像我看完書稿就清楚書和作者有沒有機會一樣。你可以說這是傲慢、說是健康的自信也行。最後，我有能力寫出有趣的舞評。有品質的舞評通常不以此知名。所以，儘管所有認真的舞評人在阿琳．柯羅斯一鎚定音的評論前面都自覺不足，我還是想辦法原諒自己，或至少為自己有所不足找藉口。在我熱愛的藝術面前，我是個機靈的評論人，不是權威的思想家。
＊作者羅伯．葛特利（Robert Gottlieb）為美國著名編輯，曾擔任「賽門與舒斯特」與「肯納夫」兩大出版社總編輯與《紐約客》週刊總編輯。本文選自作者的回憶錄《嗜讀者：改寫美國文學史的傳奇編輯》。本系列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