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7日，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董事長許信良應邀在海基會作專題演講，一開場就提到古希臘城邦斯巴達和雅典的爭霸之戰。親自參戰的傑出歷史學家修昔底德認為：使得這場戰爭無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壯大的力量，還有這種力量在斯巴達造成的恐懼。許信良介紹美國當代戰略學家艾利森教授，「把修昔底德的結論稱作『修昔底德陷阱』。就是說，新興霸權大國的崛起，以及這種崛起在既有霸權大國引起的恐懼，必定引發戰爭。」（引自許信良臉書）
格雷厄姆.艾利森的《注定一戰？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2018年11月底剛由八旗文化翻譯出版。艾利森是前國務卿亨利.季辛吉的學生，在美國哈佛大學任教五十年。當代國際關係和安全研究界中，他是名噪一時的理論家與實踐者，曾於柯林頓總統任內短暫擔任過助理國防部長。2015年9月，艾利森在《大西洋月刊》發表「修昔底德陷阱：美國和中國正走向戰爭嗎？」一文，首次提出美中關係正走向「修昔底德陷阱」這一概念，2017年5月出版的英文原著是那篇文章的擴充和深化。根據「修昔底德陷阱」的歷史模式，回顧過去五百年的紀錄，艾利森發現十六起崛起強權擾亂統治強權地位的例子，其中有十二起競爭是以戰爭告終，只有四起沒有。他強調「倘若繼續延續目前的發展軌跡，美國和中國在未來幾十年內爆發戰爭不僅是有可能的，而且可能性比現在專家學者所認定的更高得多」。不過，艾利森寫此書的目的是為了勸說美中兩國領導人，以史爲鑑，努力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宿命。
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一百週年，剛好艾利森發現，十六起案例中「最惡名昭彰的例子是一個世紀前工業化的德國，對於英國在國家食物鍊體系金字塔頂端的地位的挑戰。」本書的第四章「英國對德國」，從兩強爭霸的角度，討論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源。同季辛吉的《論中國》（中信出版社2012年10月） 後記類似，艾利森也以「克勞備忘錄」為切入點，研究了20世紀初英德對抗與21世紀美中關係的戰略相似性。克勞當時是英國外交部的首席德國專家，他於1907年元旦向英王愛德華七世報告，德國主觀意圖是無關緊要的，重要的是它的能力。無論德國是否有意取代英國，英國除了對抗德國蠶食，壓制德國的海軍擴張，沒有其他更好的選擇，克勞說服了英國政府實施壓制德國的戰略。但是，艾利森卻認爲英德軍備競賽，和德國對英國的經濟挑戰，「並未使兩國間的戰略競爭不可避免」。
2016年，英國作家詹姆斯.麥唐諾發表《大國的不安》（如果出版社2016年11月）。麥唐諾對兩次世界大戰的起源和冷戰的經驗做了與艾利森很不同的解釋，他認爲在多極化的世界裡貿易的失衡引發了兩次大戰，「二十世紀歷史顯示，充滿競爭的區域權力集團注定會釀成災難。世界若要避免回歸充滿競爭的多極化世界，讓美國維持全球地位是關鍵」。與艾利森相比，麥唐諾的論點更令人信服：「唯有在單一良性強權的保護下，自由貿易與世界和平才能持久蓬勃，多極對立的世界並無法穩定發展。」《大國的不安》在《注定一戰？》之前一年出版，但因爲麥唐諾只是英國的一位自由撰稿人，他的書沒有在西方社會造成太大影響。不過，對比閱讀這兩本書，可以發現它們都是挑戰對方認知的精闢論著。
比較可惜的是，《注定一戰？》對十六起案例中與美中關係直接有關的兩個案例作了過於簡單的討論。本書第三章對「珍珠港事變」教訓的討論，艾利森沒有詳細分析1920-30年代，美國「孤立主義」思潮對日本版的「門羅主義」，即「大東亞共榮圈」行爲的姑息和綏靖。當年美國不與國際聯盟合作，不堅持「門戶開放」政策，犧牲中國利益，對日綏靖卻仍然無法避免太平洋戰爭爆發。今天，正如本書提到的，習近平也在主張中國版「門羅主義」，企圖將美國勢力趕出亞洲，但艾利森爲什麽不對當年美國對日綏靖政策的失敗多加反思呢？
身爲研究「古巴導彈危機」的專家，艾利森對美蘇的核戰略有深刻洞見，但本書第九章對「蘇聯與美國冷戰」的討論幾乎略過對冷戰期間美中熱戰，即「韓戰，臺海危機，越戰」的分析，也沒有討論爲什麽這些有限熱戰沒有導致美中全面戰爭。這一省略是故意的嗎？也許他全盤接受了季辛吉《論中國》對這些熱戰的分析；還是他認爲這些有限熱戰不符合「修昔底德陷阱」歷史模式的定義，所以不加討論。而且，這一省略也回避了美中「文明衝突」（本書第七章）應該面對的一個難題。艾利森大致讚同杭廷頓「文明衝突論」以及季辛吉、李光耀等人對「儒家文明」與「西方文明」衝突的分析，但美中衝突最激烈的1950-60年代，也是中共批判「儒家文明」登峰造極的時代。將毛澤東對美帝國主義「紙老虎」的挑戰解釋為「儒家文明」與「西方文明」的衝突一定會讓毛死不冥目的。
艾利森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美英綏靖主義沒有強烈的批判，因此，他對於美國如何應對習近平版的「門羅主義」提出近乎傳統「孤立主義」的主張，即「優先解決國內問題」，例如「衰敗的民主」。他在結論中說「如果每個社會的領導人都暸解到本國問題的嚴重性，並專心致力先解決它們，那麽美中官員會發現『在亞洲分享二十一世紀』並不是他們最嚴峻的挑戰。」他大概贊同季辛吉的觀點「中美關係不必也不應成為零和博弈」。
艾利森建議美中「談判出一種長和平 … 一個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休兵期，在某些領域施加規範，減少競爭，同時雙方都可以自由地在其他地方尋求優勢。」他說「與冷戰時期的低盪（Détente）一樣，美國和中國可以將問題包裹起來以達成協議，使每一項都能獲得最重大的價值。」例如，艾利森認為，阻止中國奪取南海的島嶼或收回臺灣也許並不是美國的核心利益，「如果中國能迫使平壤結束核子武器和遠程飛彈的進一步試驗，美國可以限制，甚至停止向臺灣出售武器，並從韓國撤軍。」（本書第十章）。 艾利森在書中並沒有明確主張「棄臺論」，不過從字裡行間，可以領會到這種意思，美國如果要避免一場與中國誰都無法贏的戰爭，「棄臺」恐怕是一個選項（本書第八章）。許信良在海基會演講中說「艾利森教授的警告，完全被川普政府所接受」，但川普真的會採納這些建議嗎？
由於艾利森本人並不是中國問題專家，所以書中對於「習近平的中國要什麼？」（本書第六章）這類問題的研究主要參考了季辛吉，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澳洲前總理陸克文這類「中國通」的觀點。他深受季辛吉，李光耀，陸克文等人影響，又備受許信良推崇，大概可以被歸類進「中國或成爲最大贏家派」。不過，因爲作者的地位和本書的分析框架，對西方國際關係學界和美中國安決策圈的影響很大，還是值得中文讀者高度重視。
＊作者為牛津大學國際關係學博士，著有《意外的國父》（八旗，2017），《冷戰中的兩面派》（有鹿，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