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想一下你生活在這樣一個國度：一批由某個政治組織控制的人抓捕你，將你帶到一個沒有「外人」的地方審訊你、收集整理你的「犯罪事實和證據」，接著同屬這個政治組織的另一批人起訴你，然後，還是這個政治組織的一批人審判你，宣佈你在監獄中要關多久、或者是否判處死刑。 這聽起來有點像驚恐小說場景。當然，我相信你立刻就會想到，它不是小說。怪異的是，許多的確生活在這樣一個國度的人，對此似乎已習慣了或者麻木了。
至少有幾個人沒有麻木。2015年7月23日，唐荊林、袁新亭、王清營案在廣州中級法院開庭，他們的辯護律師葛永喜等要求法官說明自己是否為共產黨員，如果是則應迴避。這樣的要求是前所未有的，法官多次重錘試圖打斷律師的相關發言，駁回了迴避申請。該案在2015年6月19日首次開庭時，律師也提出了相同要求。
被稱為「廣州三君子」的唐荊林、袁新亭、王清營，因印製傳播過國外學者的《從獨裁到民主》等著作、主張非暴力不合作被控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律師提出作為共產黨員的法官應該迴避，理由在於國家政權是共產黨所執掌的，共產黨員擔任法官會影響案件的公正審理。
那麼，中國法官是按什麼程序任命的？共產黨員身份是否擔任法官的必要條件？法院有某個政黨控制是否正當？接下來我就簡略地討論一下這些問題。
法院院長的任命
首先說各級法院最高領導人職位即院長。他們同時是所在法院共產黨黨組書記，因此必須是共產黨員。 根據憲法和人大組織法、法院組織法、法官法等法律，各級法院院長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 然而，這只是一個法外任命程序結束之後旅行履行表面批准手續、使之合法化的微不足道的環節。 那個法外程序，就是著名的黨管幹部原則。它不見之於任何法律，但卻適用於人大、政府、法院、檢察院、大專院校等組織機構所有重要的領導職務。
之所以不寫在法律中，原因也不難找到。即使不考慮它與民主原則的明顯衝突，在技術上也無法寫到法律上。如果寫在法律中，表面的選舉環節就顯然是多餘的了，關於選舉的條文就沒法寫下去了。可是，這個不便於先在法律中的「原則」，在實際運作中卻被當成理所當然「正確」的東西而予以宣揚、堅持。
那麼，各級共產黨組織是如何劃分幹部管理權限的呢？目前的做法是「下管一級」。中央決定副部、副省級以上幹部的任免，省委會決定副廳級以上幹部的任命，依次此類推。就法院系統而言，最高法院院長屬於副總理級，省級法院院長是副部級，他們的任免由共產黨中央決定；中級法院、縣級法院院長的任免分別由共產黨省委會、地市委員會決定。
在具體操作上，縣以上地方各級黨委對同級法院院長人選有推薦、建議權。它們在推薦、建議人選時，需要徵求上級法院的意見，如果雙方有不同意見，則由上級黨委裁決。各級黨委都設有組織部，負責包括法院幹部在內的所有幹部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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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黨內的任命程序完成之後，同級黨委向本級人大提名，人大會議主席團將已經決定的人選提交代表們「選舉」。例如，現任最高法院院長周強就是由習近平以信函形式正式提名後，全國人大會議主席團再「依法提名」、由全國人大「選舉」出來的。
其他法官的任命
依照法律，各級法院副院長、審判委員會委員、庭長、副庭長和審判員，由本級法院院長向同級人大常委會提名、由同級人大常委會會任命。當然，在這裡起作用的依然是「黨管幹部」中的「下管一級」規則。例如，縣級法院副院長的任命，院長可以推薦人選，中級法院也可以提出意見，決定權則在共產黨縣委會。
作為法院黨組書記的院長對於不擔任庭長、副庭長等非領導職務的審判員的任命，有較大的發言權。各級法院內部普遍設有政治部，其職責之一是幹部考察。審判委員會委員、庭長、副庭長、審判員的任命均需先經過同級黨委組織部（報請備案），在完成黨內任命程序後，再提交人大常委會任命。
至此，我還沒有討論法官的免職權問題。不過，只須說明一點就可以了，即掌握任命決定權的人也同時掌握免職決定權。
在法官的任職條件資格中，其中極其重要的一個方面，是「政治素質」。所謂「政治素質」，也就是擁護「共產黨領導」，對共產黨忠誠。並非所有法官都是共產黨員，但是在法院內擔任領導職務的人都必須是共產黨員，普通審判員大多也是共產黨員；作為「面子工程」的一部分，偶爾會安排一個「民主黨派」成員擔任副院長。
大家知道，在當今中國，一個人加入共產黨往往只是為了謀求個人升遷，並不意味著信仰共產主義，也不意味著對共產黨統治的方方面沒有不同看法。法官也如此。不過，這並沒有妨礙共產黨對法院的控制。掌握法官的任免、升遷，正是實現控制的極其重要的手段之一。此外，在工作中，法院必須接受同級共產黨黨委的「領導」。
「黨」是什麼？
那麼，法院為一個政黨所控制是否正當呢？這需要說明什麼是 「黨」。這是一個大題目，決非一篇短文所能說清楚。不過，需要提到的是，無論什麼政黨，它都只是一國人群中的一部分。在英文中，「黨」（party）詞根就是 「部分」（part）。 歷史上，人們長期對「黨」沒有好感。中文中的成語「結黨營私」，表達的就是這種看法。
政黨是現代社會的產物，發源於西方議會政治不同派系的爭斗、較量。最初人們對那種爭鬥也沒有好看法。後來，隨著時間的推移，政黨演變成組織人們參與、將民意帶到政府中去的工具，政黨政治成了民主政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產生了一種不同於西方民主政黨的革命黨。中國共產黨就是這樣一種政黨。它的產生最初是為一種社會理想所驅動，那是一種烏托邦理想。由於那種理想並不是人們的共識，它依靠暴力奪取政權，然後以威權方式改造整個社會。
那種努力注定會失敗，所以，到了1970年末、80年代初，共產黨開始了「改革開放」，也就是部分回歸到1949年以前。而在這整個過程中，幹部特別是較高級的幹部們，形成了一個新階級，新社會的新統治階級、新官僚貴族。情況已經變化了，但是革命的意識形態仍然在堅持，因為，他們需要用那種意識形態為其權力辯護、穩固自己的統治。
1949年以後，控制中國法院的就是這樣一個政黨，準確地說，國家中的一小部分人。這種控制，與普遍的正義觀念，或者說關於正義的常識，構成緊張的對立關係。常識性的觀念是，法院應該是維護正義的場所，為了公正審判必須獨立。
但是，在共產黨正統的意識形態中，法院卻被認為是統治階級的工具、鎮壓機器。憲法規定「人民法院依法獨立審判」，但是，這一原則卻被「黨的領導」所廢棄了。為了「黨的領導」，而產生了廢棄憲法、法律中有關「選舉」的規定，也導致了法院以共產黨員為主體的狀況。防止法院被某個黨派、利益集團所控制，是所有自由民主國家或者說文明國家堅持的原則和努力的目標，而中國的情況正好相反。
最後，讓我們回到唐荊林、袁新亭、王清營一案。你也許會說，那是一個政治性案子。如果是其他案子，情況會不一樣。但願你說的沒錯。不過，假如你現在有一個官司要打，你問問自己對法院公正司法是否有信心，是否需要跑關係、行賄，才能得到自己應得的部分，你就知道一個沒有獨立地位的司法體系後果會多嚴重了。換言之，你不清楚正義在法院會被排在第幾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