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的治理績效不佳，這不只是能力問題，也不只是道德問題，而同時是文化問題。近代以來，台灣基層自始沒有養成過國家治理的文化基礎，甚至也沒有機會培養。以至於對今天的民進黨而言，執政主要的意義，就是能身在法律或體制之上，並不是治理，如果不能持續證明自己身在法律之上，不受拘束，就會擔心政治崩盤。
這種文化會形成，當然不能說完全是民進黨自己的責任，而有其歷史背景，無論是日本的殖民統治，或國民黨的內戰政權，都有形塑這種政治文化的作用。
在日本的殖民統治時期，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完全是屬於兩個不同的階級，除了通婚，沒有很多跨越可能，所以台灣人是次等階級，眼睛裡看到的統治階級，是可以為所欲為，出爾反爾，自以為是，威嚴無比，恣意打罵的上等人物。巴結討好是明哲保身之道，模仿學習是自尊的主要來源。
影響所及，只有能夠為所欲為、出爾反爾的人，才能證明自己的身分地位。簡言之，為所欲為、出爾反爾不但是統治者的象徵，更因為殖民地人得不到登堂入室的機會，無法與聞殖民者的治理手段或思維，很容易產生一種錯覺，以為統治的全部內容，就是身在規則之上，任何需要只要叫人去做，任何慾望，只要叫人拿來。
等到國民黨來台接收，這種對統治的理解，不但已經是在地菁英階層的共同認識，國民黨的戒嚴體制果然也延續、鞏固了統治者身理所當然在法律規則之上的深刻印象。但國民黨不是殖民者，認為台灣人都是中國人，所以在教育、經濟體制中沒有歧視，於是在地菁英逐漸能進入行政與黨務體系。
逐漸擁有資源的精英回到家鄉，習以為常的以超越法律規則來證明自己爭取到的身分地位，他們因而必須時而透過展示某種別人沒有的高層關係，擺脫某種別人都受到的限制，突破某種別人不敢忤逆的禁忌，在鄉親父老羨慕的眼神中取得自尊。
統治者就是身在體制之上的人，可以關愛我，也可以宰制我，所以，只要有自己人去當統治者，自己也就可以不在乎規則，為所欲為。如果是別人在統治，大家就都淪為次等公民。出頭天就是這樣的情感。
國民黨為了政治正當性而大量進用在地菁英以後，他們競爭的許許多多枝微末節的事，可能令外國人不能理解。但是對他們而言，這些枝微末節有助於釋放出自己在朝中有人庇護的訊息，也就影響自己在基層的威信，萬一稍有不慎，就會失去擁躉，因此往往越是細微的事，反而越是錙銖必較。
比如當年，在國民黨已經開始沒落以後的中央委員選舉，竟依然賄選價碼飆高，某位參與其中的學者透露，中央委員這個位置對他而言毫無作用，也毫無權力，但卻是兵家必爭，因為假如選不上的話，他下頭一幫子鄉親父老會以為自己已經崩盤，不但他自己完了，就連國民黨在基層的影響力也會瓦解。這句話所反映的邏輯思維，道盡了後來民進黨的治理文化。 （相關報導： 游盈隆專欄：2018又見新的民意海嘯 ｜ 更多文章 ）
在國民黨為了生存而不得不開放選舉之後，大量的在地菁英從選舉中崛起，然後進入到行政體制，這樣的經歷更加保證，他們是在毫無治理文化養成的環境中手握大權。早期起碼有軍公教體系維持既有的治理模式，讓他們誤以為果然執政就是可以為所欲為，仍可沒有後顧之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