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認為在文化上日本曾經深受中華文明的影響，且長達千年之久，故在文化上兩國地位和力量是不相等的，而日本當時雖在軍事上具有極大的強勢，但只不過是歷史長河中短暫的一瞬間，現雖結怨，但怨消終可為友，故為「仇」。而俄羅斯在歷史上隸屬西方文明，直至近代為止，中俄兩國在文化上的交流、影響、滲透遠不可與日本同日而語，可謂是與中華文明相匹敵的對手，故為「敵」。戴季陶的此種想法在1933年即已產生，戰時及戰後從未改變。
蔣介石對戴季陶日本論評價極高
問：蔣介石與戴季陶關係極為密切。那麼，蔣介石日記中對戴季陶的日本論有何觀感，尤其是北伐以後？
張玉萍：蔣介石對戴季陶的日本觀評價很高，在很多的對日政策中採納了戴季陶的建議。蔣介石在對日關係問題的處理上，如對九一八事變的處理方式、「安內攘外政策」的實施、中日問題國際化戰略、備戰與抗戰時期的認定、聯美抗日等一系列對日措施，基本上與戴季陶的認識相同。
問：與文學家周作人、軍事思想家蔣方震的日本觀相比，您覺得戴季陶的日本觀有何特色？
張玉萍：首先三個人在留日原因上頗不相同。戴季陶是因參加科舉考試失敗，進入留日預備學校，受到退學處分時得到日本教習的幫助，開啟了日本留學之路。對戴季陶來說，留日是其唯一接受教育、出人頭地的機會，因此必然地從很早即開始對日本本身表示出強烈的關心。周作人自幼感受到前近代社會的黑暗面，為了能從中脫離出來，從而對擁有先進的近代文明的日本表示出強烈的關心，認為日本作為學習西方近代文明的留學之地頗具魅力。而蔣方震則是因在求是學院賦詩悼念唐才常，受到院方嫉恨，欲革其紀。危難時因得到同院教師的幫助，被派往日本。其對日本並不太感興趣，因偶發事件而負笈東瀛。因此可以指出對日本不太關心的蔣方震、在某種程度上比較關心的戴季陶、周作人之間的差異。
留日期間，三者亦表現不同。戴季陶有意識地深入廣泛學習日本的歷史、政治、社會及文化，因而對日本獲得了綜合性的、理性化的理解和認識。周作人則將日本文化視作自身的一部分，以文學為中心以日本人的感覺來體會日本文化。而蔣方震通過接受陸軍教育或與日本軍人的個人接觸，從感覺上認識日本文化，同時還對日本的政治、軍事獲得了豐富的知識。
留日歸國後的經歷和在中日關係惡化中發表的日本論，也反映出他們這種與日本的關聯方式。戴季陶作為新聞報導人士開始從政，作為孫中山的日語翻譯成為中國國民黨黨內的對日交涉專家、孫中山思想的解說者，在政界佔有重要地位。因其強烈希望中日連帶，而當日本終於成為國民革命之敵時，開始撰寫《日本論》。因此，此書具有說服中國人向成功地實現了近代化、富強化的日本學習的同時，還宣告了與軍國主義化的日本訣別的雙重構造。即一貫關注日本，用冷靜、謙虛的態度認識日本的戴季陶，剖析了日本民族的歷史性發展，及作為其結果的「民族帝國主義」化的原因和過程，促使中國人奮起和警戒，這正是此書撰寫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