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作為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後成為文學界的重鎮，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推進者，其活動因持續到日本佔領期，因而成為日本侵略、統治中國的合作者，「漢奸文人」。因其與日本人結婚，熱愛日本文化，從感情上將日本作為自身之一部分的周作人，希望將並存在自身內的中國和日本融合、統一起來，故此在中日關係惡化之中，特意關注的是日本的文化而非政治，試圖對具有普遍性的亞洲文化中的日本文化，加以解釋，以使中國人可以接受，從而撰寫了大量論述日本的作品。但是，當現實的日本對華政策使得中日兩者之間的利害關係互不相容時，周作人最終亦不得不感受到日本終歸為「他人」，而非自身之一部分。在其後的中日戰爭期間，周作人與日本的合作，可以認為是在作為「他人」的日本佔領下，為了堅守「自己」的中國文化，作為文學家在可能的範圍內所進行的有限的抵抗。
蔣方震留日歸國後，為了學習高級軍事理論又赴德國留學，同時還學習了西方文化。其一貫致力於中國的軍事近代化，雖與日本人結婚，但當日本成為敵國時，毫不猶豫地主張抗戰。他在《日本人——一個外國人的研究》所表明的日本觀，只不過是中日戰爭的結果。即當日本成為中國獨立的威脅時，才開始對蔣方震具有研究價值。因此，其日本論具有專門分析日本侵略中國這種「愚蠢行為」的原因和過程的特點。但因蔣方震原本對日本在感情上具有好感，故將這種「愚蠢行為」視為日本人的「悲劇」，甚至表示出一種「憐憫」之情。
問：在中文版《戴季陶與日本》問世後，您還發現什麼跟戴季陶有關的重要史料嗎？
張玉萍：宮崎滔天家藏史料中尚有一些戴季陶書寫的作品及與其父子等人來往的書信。吉野作造紀念館也有一些戴季陶書寫的作品及與吉野來往的信件等。
問：根據您在日本的生活經驗，戴季陶的《日本論》（或其他論日本的文字）有哪些地方您覺得是切中肯綮的？
張玉萍：我認為一個是戴季陶在分析日本民族性的特點和探尋其發展進步的原因時，認識到日本人具有熱烈的「信仰力」這一點。這種「信仰力」表現在很多方面，其功效是足以促使日本人無論對於什麼事，都能夠做到百折不撓，能夠忍耐一切艱難困苦，能夠為主義而犧牲一切，能夠把整個民族打成一片。
另一個是戴季陶認識到日本人具有尚美的特點。他認為這和信仰一樣，同樣是民族最基本的力量。在尚美中表現出來的日本趣味，戴季陶對其德性、品格進行了分析，他認為崇高、偉大、幽雅、精緻這四種品性，日本人最豐富的是幽雅和精緻，最缺乏的是偉大和崇高，而尤其缺乏的是偉大。他認為日本民族一般比中國人審美的情緒優美而豐富，而美是可以產生力量的。戴季陶如此分析認識日本，其目的是要呼籲中國的青年們猛醒，強調有了信仰力和尚美這兩種力量，一個民族一定是能夠強盛發展的，只要這兩種力量不消失，民族是絕不會衰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