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是在1932年5月由藤島健一譯，由日本外務省文化事業部出版，主要是提供給政府有關人員進行討論研究。1934年3月由安藤文郎譯、章華社出版的《日本論》則是面向日本大眾的版本。之後，八洲書房分別在1935年和1938年出版了安藤文郎的譯本，1941年2月由官界情報社再次出版了安藤文郎譯本。
頗有趣味的是，在戰後世界思潮社分別於1946年10月1日、15日、11月1日，即在一個月內竟然連續三次出版了由藤島健一翻譯的《日本論》。此三次出版均是從中日戰爭的角度上來理解《日本論》，短期內重複多次向日本民眾介紹此書，實為罕見。這事實上是在向日本國民傳播一種認識，即中日戰爭本應是可以避免或應制止的。
其後在1968年7月至1969年3月《中國》雜誌連載了市川宏譯本，之後在1972年3月和1983年2月分別由社會思想社出版了市川宏譯、竹內好解說的單行本和文庫本。
戴季陶的《日本論》前後被7位譯者譯成日文，出版多達12次，由此可知日本人對其重視程度之高。究其原因，是他們認為在歷史上首次出現了中國人將日本作為一個客觀的研究對象，心平氣和且入木三分地對其進行深層剖析評論，故對此驚佩不已。
有共同的文化淵源 中日即使為仇也可解怨
問：您認為九一八事變後戴季陶的日本觀是基於文化角度考慮的，既承認日本文化的獨特性，又重視日本文化與中國文明的親近性，但似乎更強調中日文化的親和性與某種程度的同質性，所以戴季陶並沒有把侵略中國的日本看作「敵」人，而是視為「仇」人。在他心目中，與中國文化完全異質的蘇聯才是真正永遠之「敵」。在這裡，「敵」與「仇」的根本差異究竟是什麼？對於戴季陶基於文化視角的日本「仇」人論，戰時及戰後的是什麼態度？
張玉萍：戴季陶在《日本論》中這樣寫道：「中國能刻苦奮發，自致富強，為亞洲作盟主，為世界進文明，則日本為中國之妃，不然，則為中國之仇，而非中國之敵也。」程天放對此解釋說：此為《春秋左氏傳》中「嘉耦曰妃，怨偶曰仇」兩句而來。
耦通「偶」，成對，配偶之意。嘉耦意為互敬互愛、和睦相處的夫妻。怨耦則是第一指不和睦的夫妻，第二指結為怨仇的雙方。而妃即為配偶，妻之意，尊卑通稱，後來世人轉指皇帝之妾，太子、王之妻。仇的一個意思是仇恨，另一個意思是匹配、配偶之意，發音為(qiú)，通「逑」。而敵的意思則有：(1) 仇也；仇敵。(2)對抗；抵拒。(3)同等；相當；匹敵之意。
仇，並非無緣無故而成，而是因愛生恨，因恨生怨。即使成仇，但以前曾經為偶，定然曾經相愛相伴過，仇是兼好惡之詞。而敵則是相等才為敵。因之相互較量、競爭才為敵。敵國是在地位力量上相等的國家。
